汉书·楚元王传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

汉六年，既废楚王信，分其地为二国，立贾为荆王，交为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先有功也。后封次兄仲为代王，长子肥为齐王。

初，高祖微时，常避事，时时与宾客过其丘嫂食。嫂厌叔与客来，阳为羹尽，轑釜，客以故去。已而视鉴中有羹，繇是怨嫂。及立齐、代王，而伯子独不得侯。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为羹颉侯。

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于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

高后时，以元王子郢客为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为夷王。申公为博士，失官，随郢客归，复以为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宠元王，子生，爵比皇子。景帝即位，以亲亲封元王宠子五人：子礼为平陆侯，富为休侯，岁为沈犹侯，执为宛朐侯，调为棘乐侯。

初，休侯富既奔京师，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属籍。后闻其数谏戊，乃更封为红侯。太夫人与窦太后有亲，惩山东之寇，求留京师，诏许之，富子辟强等四人供养，仕于朝。太夫人薨，赐茔，葬灵户。富传国至曾孙，无子，绝。

前弘恭奏望之等狱决，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后复视事，天阴雨雪。由是言之，地动殆为恭等。

臣愚以为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门开，灾异之原塞矣。

臣前幸得以骨肉备九卿，奉法不谨，乃复蒙恩。窃见灾异并起，天地失常，征表为国。欲终不言，念忠臣虽在甽亩，犹不忘君，忄卷々之义也。况重以骨肉之亲，又加以旧恩未报乎！欲竭愚诚，又恐越职，然惟二恩未报，忠臣之义，一杼愚意，退就农亩，死无所恨。

臣幸得托肺附，诚见阴阳不调，不敢不通所闻。窃推《春秋》灾异，以救今事一二，条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谨重封昧死上。

久之，营起昌陵，数年不成，复还归延陵，制度泰奢。向上蔬谏曰：

孝文皇帝居霸陵，北临厕，意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斫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张释之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故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坟。

书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从其计。

时上无继嗣，政由王氏出，灾异浸甚。向雅奇陈汤智谋，与相亲友，独谓汤曰：“灾异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渐必危刘氏。吾幸得同姓末属，累世蒙汉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上以我先帝旧臣，每进见常加优礼，吾而不言，孰当言者？”向遂上封事极谏曰：

书奏，天子召见向，叹息悲伤其意，谓曰：“君且休矣，吾将思之。”以向为中垒校尉。

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元延中，星孛东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恶此异，语在《五行志》。怀不能已，复上奏，其辞曰：

臣闻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纣。《诗》曰：“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亦言汤以桀为戒也。圣帝明王常以败乱自戒，不讳废兴，故臣敢极陈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

上辄入之，然终不能用也。向每召见，数言：“公族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荫；方今同姓疏远，母党专政，禄去公室，权在外家，非所以强汉宗、卑私门、保守社稷、安固后嗣也。”向自见得信于上，故常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上数欲用向为九卿，辄不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终不迁。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年七十二卒。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

向三子皆好学：长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赐，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

歆字子骏，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

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语在《艺文志》。

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后复转在涿郡，历三郡守。数年，以病免官，起家复为安定属国都尉。会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与歆俱为黄门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著《三统历谱》。

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云。及王莽篡位，歆为国师，后事皆在《莽传》。

赞曰：仲尼称“材难，不其然与！”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杨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传曰“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岂近是乎？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呜虖！向言山陵之戎，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废兴，昭矣！岂非直谅多闻，古之益友与！

译文与注释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
楚五王交字游，直担的同父小弟。喜欢读书，多才多艺。小时候曾和鲁穆生、白生、申公、浮丘伯一起跟涅丘垣学习《诗》。浮丘伯，是瑟卿的门人。到台焚书时，各自散去了。

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次仲，伯蚤卒。高祖既为沛公，景驹自立为楚王。高祖使仲与审食其留侍太上皇，交与萧、曹等俱从高祖见景驹，遇项梁，共立楚怀王。因西攻南阳，入武关，与秦战于蓝田。至霸上，封交为文信君，从入蜀汉，还定三秦，诛项籍。即帝位，交与卢绾常侍上，出入卧内，传言语诸内事隐谋。而上从父兄刘贾数别将。
高祖兄弟四人，长兄刘伯，老二刘仲，刘伯死得早。高祖做了沛公，景驹自立为楚王。高祖叫刘仲和审食其留下侍奉太上皇，刘交和萧何、曹参等一起跟高祖去见景驹，遇到项梁，一起拥立楚怀王。于是向西攻南阳，进武关，和秦在蓝田开战。到霸上，封刘交做文信君，跟着进入蜀汉，回去乎定三秦，杀项籍。登上帝位，刘交和卢绾经常侍奉皇上，出入于卧室内，向外传达各种内事密谋。而皇上的堂兄刘贾多次带兵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汉六年，既废楚王信，分其地为二国，立贾为荆王，交为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先有功也。后封次兄仲为代王，长子肥为齐王。
汉六年，已废了楚王信，把他的地盘分成两个国，立刘贾为荆王，刘交为楚王，统治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个县，因为他们以前有功的原因。后来封次兄刘仲做代王，长子刘肥做齐王。

初，高祖微时，常避事，时时与宾客过其丘嫂食。嫂厌叔与客来，阳为羹尽，轑釜，客以故去。已而视鉴中有羹，繇是怨嫂。及立齐、代王，而伯子独不得侯。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为羹颉侯。
起初，高祖微贱时，经常避难，时时和宾客们一起到大嫂家吃饭。嫂子讨厌小叔和客人来，假装羹汤吃完了，用勺刮锅，客人于是都走了。高祖随后看锅裹有羹汤，因此怨恨嫂子。等立了齐、代王，衹有刘伯的儿子未得侯位。太上皇为他说话，高祖说：“某不敢忘了封他，是因为他母亲不慈厚。”七年十月，封刘伯的儿子刘信做羹颉侯。

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于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
元王到了楚，封穆生、白生、申公做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派儿子郢客和申公一起完成学业。文帝时，听说申公研究《诗》最精通，立为博士。元王喜欢《诗》，儿子们都读《诗》，申公开始做《诗》传，称为《鲁诗》。元王也编集《诗》传，称做《元王诗》，世上或许还存有其诗。

高后时，以元王子郢客为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为夷王。申公为博士，失官，随郢客归，复以为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宠元王，子生，爵比皇子。景帝即位，以亲亲封元王宠子五人：子礼为平陆侯，富为休侯，岁为沈犹侯，执为宛朐侯，调为棘乐侯。
高后时，令元王儿子郢客为宗正，封上邳侯。元王在位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死，文帝便令宗正上邳侯郢客继位，这是夷王。申公做博士，免了官，跟郢客回去，又任命为中大夫。在位四年薨，儿子刘戊继位。文帝尊宠元王，生了儿子，封爵比同皇子。景帝即位，以亲亲名义封元王宠爱的儿子五人：儿子刘礼为平陆侯，刘富为休侯，刘岁为沈犹侯，刘执为宛朐侯，刘调为棘乐侯。

初，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焚人将钳我于市。”称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与？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去。申公、白生独留。
起初，元王敬重申公等，穆生不喜欢喝酒，元王每次摆酒，常常为穆生准备甜酒。到王刘戊即位，经常准备，后来忘了摆甜酒。穆生回去说：“可以走了!不摆甜酒，王的意思怠慢，不走，楚人将把我钳在市上。”称病卧床。申公、白生勉强让他起来说：“难道就不想想先王的恩德吗?现在王一旦失于小礼，怎至于这样!”穆生说：“《易》说‘知道征兆的大概是神吧!征兆是行动的隐微之象，吉凶的预先表现。君子见到征兆就行动，不等到最后时刻。’先王之所以礼遇我们三人，是因为大道还存在；现在忽视它，是忘了道。忘了道的人，怎么可以与他久处!难道是为区区小礼吗?”于是称病辞归。衹有申公、白生留下。

王戊稍淫暴，二十年，为薄太后服私奸，削东海、薛郡，乃与吴通谋。二人谏，不听，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于市。休侯使人谏王，王曰：“季父不吾与，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惧，乃与母太夫人奔京师。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年也，削书到，遂应吴王反。其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不听。遂杀尚、夷吾，起兵会吴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与汉将周亚夫战。汉绝吴、楚粮道，士饥，吴王走，戊自杀，军遂降汉。
王刘戊逐渐淫暴，二十年，因为在给薄太后服丧期间私下通奸。削减束海、薛郡，于是和吴暗通。二人劝谏，不听，受胥靡之刑，让他们穿着赭衣，举着杵在市上正身舂臼。休侯派人劝谏王，王说：“季父不跟我一致，我起事后，先捉住季父。”休侯害怕，便和母亲大夫人逃至京城。二十一年春，即景帝三年，削减封地的文书一到，便响应昱王谋反。他的国相堂适、太傅趟童吾劝谏，不听。便杀了迟尚、裹吾，起兵会合星军向西攻凿，攻占夔壁，到旦旦南，和连将旦垩去开战。选阻绝县楚的粮道，士兵饥饿，呈王逃跑，睾呕自杀，军队于是投降坠。

汉已平吴、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陆侯礼为楚王，奉元王后，是为文王。三年薨，子安王道嗣。二十二年薨，子襄王注嗣。十二年薨，子节王纯嗣。十六年薨，子延寿嗣。宣帝即位，延寿以为广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变必得立，阴欲附倚辅助之，故为其后母弟赵何齐取广陵王女为妻。与何齐谋曰：“我与广陵王相结，天下不安，发兵助之，使广陵王立，何齐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齐奉书遗广陵王曰：“愿长耳目，毋后人有天下。”何齐父长年上书告之。事下有司，考验辞服，延寿自杀。立三十二年，国除。
汉平定了吴楚，景帝便立宗正平陆侯刘礼为楚王，承续元王，这是文王。四年薨，儿子安王刘道继位。二十二年薨，儿子襄王刘注继位。十四年薨，儿子节王刘纯继位。十六年薨，儿子延寿继位。宣帝即位，延寿认为广陵王刘胥是武帝的儿子，天下有变动一定能被拥立，暗中想依附辅助他，便为他的王后的同母弟赵何齐娶广陵王女儿为妻。和何齐谋划道：“我和广陵王联手，天下如有不安定，出兵援助，让广陵王登皇位，何齐娶公主，可得到列侯之位。”于是派何齐持信给广陵王说：“希望您增加耳目，争有天下不要落在人后。”何齐的父亲长年上书告发。此事下到有司，核对口供属实，延寿自杀。立三十二年，封国废除。

初，休侯富既奔京师，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属籍。后闻其数谏戊，乃更封为红侯。太夫人与窦太后有亲，惩山东之寇，求留京师，诏许之，富子辟强等四人供养，仕于朝。太夫人薨，赐茔，葬灵户。富传国至曾孙，无子，绝。
起初，休侯刘富逃到了京师，王刘戊谋反，刘富等都连坐免了侯位，削除属籍。后来听说他多次劝谏刘戊，便改封为红侯。太夫人和窦太后有亲戚关系，害怕山东寇贼，请求留住京城，诏令允许。刘富的儿子辟彊等四人供养她，在朝做官。太夫人薨，赐给坟地，葬在灵户。刘富传国到曾孙，没有儿子，封国断绝。

辟强字少卿，亦好读《诗》能属文。武帝时，以宗室子随二千石论议，冠诸宗室。清静少欲，常以书自娱，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说大将军霍光曰：“将军不见诸吕之事乎？处伊尹，周公之位，摄政擅权，而背宗室，不与共职，是以天下不信，卒至于灭亡。今将军当盛位，帝春秋富，宜纳宗室，又多与大臣共事，反诸吕道，如是则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择宗室可用者。辟强子德待诏丞相府，年三十余，欲用之。或言父见在，亦先帝之所宠也。遂拜辟强为光禄大夫，守长乐卫尉，时年已八十矣。徙为宗正，数月卒。
辟彊字少卿，也好读《诗》，能写文章。武帝时，以宗室子身份跟着二千石论议，为各宗室之首。清心寡欲，常以书白娱，不肯做官。昭帝即位，有人游说大将军霍光说：“将军没看见诸吕的事吗?处在伊尹、周公的地位，摄政专权，却背离宗室，不和他们一起任职，所以天下不信任，最后到灭亡。现在将军在权高之位，皇帝很年轻，应多结纳宗室，又多和大臣们一起做事，与诸吕之道相反，如此就可以免祸。”霍光觉得对，便选择宗室中可任用的人。辟彊的儿子刘德在丞相府待韶，三十多岁，想录用他，有人说他父亲还在，也是受先帝宠爱的。于是拜壁彊为光禄大夫，守垦乐卫尉，当时年纪已经八十岁了。升为宗正，几个月就死了。

德字路叔，修黄、老术，有智略。少时数言事，召见甘泉宫，武帝谓之“千里驹”。昭帝初，为宗正丞，杂治刘泽诏狱。父为宗正，徙大鸿胪丞，迁太中大夫，后复为宗正，杂案上官氏、盖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计。妻死，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满也。盖长公主孙谭遮德自信，德数责以公主起居无状。侍御史以为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诽谤诏狱，免为庶人，屏居山田。光闻而恨之，复白召德守青州刺史。岁余，复为宗正，与立宣帝，以定策赐爵关内侯。地节中，以亲亲行谨厚封为阳城侯。子安民为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卫者二十余人。
刘德字路叔，修习黄老之术，有谋略。年少时多次谈论政事，被召见于甘泉宫，武帝称他为“千里驹”。昭帝初年，做宗正丞，参与处治刘泽诏狱。因父亲任宗正，改为大鸿胪丞，又转任太中大夫，后来又做宗正，参与拷问上官氏、盖主的事。刘德常抱着《老子》知足常乐的想法。妻子死后，大将军霍光想把女儿嫁给他，刘德不敢娶，害怕太荣盛。盖长公主的孙子谭拦住刘德申述连坐之事，刘德多次用公主Et常起居有失检点来责备他。侍御史以为霍光怨恨刘德不接受女儿，猜想他的意思弹劾刘德诽谤诏狱，免作庶人，隐居山野田间。霍光听说后很痛恨，又禀告皇上召刘德守青州刺史。一年多，又做宗正，参与立宣帝。因拥立皇帝赐爵关内侯。地节中，因亲亲行为笃厚封为阳城侯。儿子安民做郎中右曹，宗室家族因刘德做官宿卫的有二十多人。

德宽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产过百万，则以振昆弟宾客食饮，曰：“富，民之怨也。”立十一年，子向坐铸伪黄金，当伏法，德上书讼罪。会薨，大鸿胪奏德讼子罪，失大臣体，不宜赐谥、置嗣。制曰：“赐谥缪侯，为置嗣。”传至孙庆忌，复为宗正、太常。薨，子岑嗣，为诸曹中郎将，列校尉，至太常。薨，传子，至王莽败，乃绝。
刘德为人宽厚，乐善好施，每次办理京兆尹的事，常为罪人平反。家产超过百万，就用来救济兄弟，供宾客饮食，说：“富有，是百姓怨恨的。”在位十一年，儿子刘向因铸造假黄金，应当伏法，刘德上书讼罪。赶上他去世，大鸿胪上奏刘德辩解儿子的罪，有失大臣之体，不应赐谧号立后嗣。韶令说： “赐谧号缪侯，为他立后嗣。”传到孙庆忌，又做宗正太常。薨，儿子刘岑继位，做诸曹中郎将，位列于校尉。官至太常。薨，传给儿子，到王莽失败，便断绝了。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为辇郎。既冠，以行修饬擢为谏大夫。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上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而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得其书。更生幼而读诵，以为奇，献之，言黄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铸作事，费甚多，方不验。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铸伪黄金，系当死。更生兄阳城侯安民上书，入国户半，赎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逾冬减死论。会初立《穀梁春秋》，征更生受《穀梁》，讲论《五经》于石渠。复拜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
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十二岁时，因父亲刘德恩荫为辇郎。行冠礼后，因行为修饬升为谏大夫。这时，宣帝按武帝过去的做法，招选名儒俊才配备左右。更生因通达能连缀文辞，和王裹、张子侨等一起进见应对，献上赋颂共几十篇。皇上又开始信奉神仙方术，而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上讲神仙指使鬼怪铸造金子的办法，以及邹衍的重道延命方，世上没人得见，而更生的父亲刘德在武帝时办理淮南案时得到了它。更生从小读它，觉得奇妙，献上去，说可制成黄金。皇上命令他主管尚方铸造之事，花费很多，方子不灵验。皇上便把更生下交官吏，官吏弹劾更生铸假黄金，下狱当死。更生的哥哥阳城侯安民上书，愿意交纳国内一半的户VI，来赎更生的罪。皇上也认为他是奇才，以逾冬减死论处。赶上刚把《谷梁春秋》立于学官，征更生学习《谷梁》，在石渠讲论《五经》。又拜为郎中、给事黄门，升任散骑、谏大夫、给事中。

元帝初即位，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少傅周堪为诸吏光禄大夫，皆领尚书事，甚见尊任，更生年少于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荐更生宗室忠直，明经有行，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与侍中金敞拾遗于左右。四人同心辅政，患苦外戚许、史在位放纵，而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望之、堪、更生议，欲白罢退之。未白而语泄，遂为许、史及恭、显所谮诉，堪、更生下狱，及望之皆免官。语在《望之传》。其春地震，夏，客星见昴、卷舌间。上感悟，下诏赐望之爵关内侯，奉朝请。秋，征堪、向，欲以为谏大夫，恭、显白皆为中郎。冬，地复震。时恭、显、许、史子弟侍中诸曹，皆侧目于望之等，更生惧焉，乃使其外亲上变事，言：
元帝刚即位，太傅萧望之做前将军，少傅周堪做诸吏光禄大夫，都领尚书事，很受尊重信任。更生年纪比望之、周堪小，然而二人器重他，推荐更生宗室忠直，明经有行，升为散骑宗正给事中，和侍中金敞做左、右拾遣。四人同心辅佐政事，苦于外戚许、史在位放纵，而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望之、周堪、更生商议，打算禀告皇上罢免他们。没有禀告话就泄露了，被许、史及弘恭、石显诬告，周堪、更生下到监狱，和望之都被免了官。事在《望之传》。那个春天发生地震，夏天，客星出现在昴、卷舌之间。皇上有所感悟，下诏赐望之爵关内侯，奉朝请。秋天，征召周堪、刘向，想任命为谏大夫，弘恭、石显禀告，都做了中郎。冬天，地又震。当时弘恭、石显、许、史的子弟侍中诸曹，都对望之等侧目而视，更生害怕，就叫他的外亲上书非常之事，说：

窃闻故前将军萧望之等，皆忠正无私，欲致大治，忤于贵戚尚书。今道路人闻望之等复进，以为且复见毁谗，必曰尝有过之臣不宜复用，是大不然。臣闻春秋地震，为在位执政太盛也，不为三独夫动，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时，季布有罪，至于夷灭，后赦以为将军，高后、孝文之间卒为名臣。孝武帝时，皃宽有重罪系，按道侯韩说谏曰：“前吾丘寿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杀宽，后将复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贳宽，复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宽者也。又董仲舒坐私为灾异书，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诛，复为太中大夫、胶西相，以老病免归。汉有所欲兴，常有诏问。仲舒为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时，夏侯胜坐诽谤系狱三年，免为庶人。宣帝复用胜，至长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群臣，多此比类，难一二记。有过之臣，无负国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观矣。
我私下听说以前的前将军萧望之等。都忠正无私，想达到天下大治，得罪了贵戚尚书。现在道路上的人听说望之等又做官，认为将又被诬陷，一定会说曾有过失的臣子不应再用，这是很不对的。臣听说春秋地震，是因为在位执政的人太强盛，不是因三个匹夫地震，也已经很明白了。并且从前高皇帝时，季布有罪，至于灭族，后来赦免任命为将军，终于在高后、孝文之间成为名臣。孝武帝时，倪宽有重罪下狱，按道侯韩说谏道：“以前吾丘寿王死了，陛下至今后悔；现在杀了倪宽，以后又要大大地后悔了!”皇上被他的话感动，便赦免了倪宽，又录用他，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没有比得上倪宽的。又董仲舒因私作灾异书犯罪，主父偃上奏此事，下交官吏审讯，罪名至于不道，幸而蒙恩未杀，又做了太中大夫，胶西相，因年老有病免职回家。汉有改作宪章制度的事，经常下诏询问他。仲舒是世上儒学宗师，他参与审定议论有利于天下。孝宣皇帝时，夏侯胜因诽谤罪下狱三年，免为庶人。宣帝又任用夏侯胜，官至长信少府，太子太傅，以敢直言出名，天下赞美他。像这样的一些臣子，大多与此相类似，难以一一记述。有过失的臣子，不辜负国家，对天下有利，从这四名臣子，就足以看到了。

前弘恭奏望之等狱决，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后复视事，天阴雨雪。由是言之，地动殆为恭等。
以前弘恭上奏望之等案件判决，三月，大地震。弘恭移书称病离官，后来又任职，天阴下雪，由此来说，地震大概是因为弘恭等。

臣愚以为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门开，灾异之原塞矣。
臣愚认为应斥退弘恭、石显以表明掩盖善德的惩罚，进用望之等来通达贤者之路。这样便太平之Lr大开，灾异之源闭塞了。

书奏，恭、显疑其更生所为，白请考奸诈。辞果服，遂逮更生系狱，下太傅韦玄成、谏大夫贡禹，与廷尉杂考。劾更生前为九卿，坐与望之、堪谋排车骑将军高、许、史氏侍中者，毁离亲戚，欲退去之，而独专权。为臣不忠，幸不伏诛，复蒙恩征用，不悔前过，而教令人言变事，诬罔不道。更生坐免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书自冤前事，恭、显白令诣狱置对。望之自杀。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为光禄勋，堪弟子张猛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恭、显惮之，数谮毁焉。更生见堪、猛在位，几已得复进，惧其倾危，乃上封事谏曰：
书上奏后，弘恭、石显怀疑是更生做的，奏请拷问奸诈。果然招认，于是逮捕更生下狱，下交太傅韦玄成、谏大夫贡禹，与廷尉拷问。弹劾更生以前任九卿时，因和望之、周堪谋划排斥车骑将军高、许、史氏侍中者获罪，毁谤离间亲戚，要斥退他们而独自专权。为臣不忠，侥幸不被杀，又蒙恩被征用，不悔改以前的过失，却教人上言非常之事，诬陷毁谤大逆不道。更生因罪免为庶人。而望之也因让儿子上书伸冤前事获罪，弘恭、石显禀告让他到狱中对辞。望之自杀。天子很悔恨，便提升周勘做光禄勋，周堪的弟子张猛做光禄大夫给事中，很受信任。弘恭、石显害怕，数次毁谤；更生见周堪、张猛在位，希望自己能再进用，害怕他们倾覆，便上封事谏说：

臣前幸得以骨肉备九卿，奉法不谨，乃复蒙恩。窃见灾异并起，天地失常，征表为国。欲终不言，念忠臣虽在甽亩，犹不忘君，忄卷々之义也。况重以骨肉之亲，又加以旧恩未报乎！欲竭愚诚，又恐越职，然惟二恩未报，忠臣之义，一杼愚意，退就农亩，死无所恨。
臣以前有幸因骨肉之亲官为九卿，执法不谨慎，于是又蒙受恩典。私下见灾异叠起，天地失常，表象是因为国家。想最终不讲，又想到忠臣即使在家务农，仍不忘国君，是忠谨的大义。况且又加上骨肉亲情，再加上未报旧恩!想竭尽愚诚，又怕超越职守，然而想到两重恩情未报，忠臣大义，引发愚意，退身到农田，死了也没有悔恨了。

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而凤皇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四海之内，靡不和定。及至周文，开墓西郊，杂遝众贤，罔不肃和，崇推让之风，以销分争之讼。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诗》曰：“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当此之时，武王、周公继政，朝臣和于内，万国欢于外，故尽得其欢心，以事其先祖。其《诗》曰：“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来也。诸侯和于下，天应报于上，故《周颂》曰“降福穰穰”，又曰“饴我釐麰”，釐麰，大麦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获天助也。
臣听说舜任命九官，众官互相推让，和睦之至。众贤人在朝廷和睦，那么万物便在原野上和睦。所以箫管九次奏《韶》，凤凰飞来；击钟鸣磬，百兽相率来舞。四海之内，没有不和宁的。到了周文，在西郊开辟基础，众贤聚集，没有不肃敬和谐的，崇尚推让的风气，消除纷争诉讼。文王去世，周公怀念他，歌咏文王的德行，《诗》中说：“美好的清庙肃敬和谐，有名望的公卿大夫都来参加助祭；众多的士人，执行文王的美德。”此时，武王、周公继承政事，在内朝臣和睦，在外万国欢乐，所以能都得到他们的欢心，来事奉先祖。《诗》说：“宾客以和而来，至而肃敬助祭，诸侯相连不断，天子端庄盛美。”说四方都以和而来。诸侯在下和睦，天在上应报，所以《周颂》说“降福很多”，又说“给我厘蛑。”厘蛑，就是麦子，开始是从天上降下的。这都是用和达到和，获得了天的佑助。

下至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诗人疾而忧之曰：“民之无良，相怨一方。”众小在位而从邪议，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诗》曰“歙歙訿々，亦孔之哀！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君子独处守正，不桡众枉，勉强以从王事则反见憎毒谗诉，故其《诗》曰：“密勿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嗷嗷！”当是之时，日月薄蚀而无光，其《诗》曰：“朔日辛卯，日有蚀之，亦孔之丑！”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天变见于上，地变动于下，水泉沸腾，山谷易处。其《诗》曰：“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霜降失节，不以其时，其《诗》曰：“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言民以是为非，甚众大也。此皆不和，贤不肖易位之所致也。
往后到幽、厉之际，朝廷不和，互相非怨，诗人痛心并担忧地说：“人们不做善事，自守一方，互相怨恨。”众小人在位顺从邪议，朋比为奸，背离君子，所以《诗》说：“朋比为奸，互相诋毁，多么悲哀!谋划善事，便违背它，谋划不善的事，就依从它!”君子独处坚守正义，不为众曲而自屈，勉力从事王事却被憎恨诬谄，所以《诗》说：“醒勉行事，不敢自告劳苦，没有罪过，却被众[21诬谄!”此时，曰月相掩蚀而无光，《诗》说： “朔日辛卯，发生Et食，多么丑恶!”又说：“那月亮微暗了，这太阳微暗了，现在这些百姓，多么悲哀厂又说：“月告凶，不行常道；四方之国政治举措失当，是因为不能用善人!”天的变异显现在上，地的变异运行在下，水泉沸腾，山谷变位。《诗》说：“百川沸腾，山顶崩裂，高岸成为低谷，深谷成为山陵。哀痛现在的人，何曾不受惩戒!”霜降失去节制，不按时节，《诗》说：“正月多霜，我心忧伤；人们的假话，也太厉害了!”说人们以对为错，为数众多。这都是不和，贤和不肖变位所导致的。

自此之后，天下大乱，篡杀殃祸并作，厉王奔彘，幽王见杀。至乎平王末年，鲁隐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离不和，出奔于鲁，而《春秋》为讳，不言来奔，伤其祸殃自此始也。是后尹氏世卿而专恣，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见，夜常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一，火灾十四。长狄入三国，五石陨坠，六<皃鸟>退飞，多麋，有蜮、蜚，鸲鹆来巢者，皆一见。昼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实。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杀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饥、蝝、螽、螟蜂午并起。当是时，祸乱辄应，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也。周室多祸：晋败其师于贸戎；伐其郊；郑伤桓王；戎执其使；卫侯朔召不住，齐逆命而助朔；五大夫争权，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复兴。
从此以后，天下大乱，篡位谋杀之祸一起发生，厉王逃亡彘，幽王被杀，到了平王末年，鲁隐刚即位，周大夫祭伯乖离不和，出奔到鲁，而《春秋》为他避讳，不说来奔，这是伤心祸患从此开始了。此后尹氏世代公卿专权恣肆，诸侯背叛周而不朝拜，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食三十六次，地震五次，山陵崩倒两次，彗星出现三次，夜裹恒星没有出现，夜中星星陨落如雨一次，火灾十四次。长狄进入三个国家，五块陨石坠落，六只鵾倒飞，麋很多，有蜮、蜚，鸥鹄来筑巢，都出现了一次。白Et天黑，冰封树木。李、梅冬天结果。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冻死豆子。下大雹子。雨雪雷霆交加没有次序。水、旱、饥、蟓、螽、螟等灾害杂沓纷起。此时，祸乱便相应出现，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逃亡，不能保住社稷的，不能尽数。周室多有灾祸：晋在贸戎打败它的军队；攻打它的郊城；郑伤害了桓王；戎拘捕它的使者；卫侯朔征召不来，齐违背王命帮助朔；五大夫争权，三个国君轮换登位，没人能够整治。便至于衰落不能复兴。

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殽，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胶戾乖刺，更相谗诉，转相是非。傅授增加，交书纷纠，前后错缪，毁与浑乱。所以营感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权借势之人，子弟鳞集于朝，羽翼阴附者众，辐凑于前，毁与将必用，以终乖离之咎。是以日月无光，雪霜夏陨，海水沸出，陵谷易处，列星失行，皆怨气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轨迹，循诗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颂，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异，无孔子之救，犹不能解纷，况甚于《春秋》乎？
由此看来，和气导致吉祥；乖气导致灾异；吉祥多的国家安宁，灾异多的国家危难，是天地的常理，古今的通义。现在陛下开创三代的业绩，招揽文学之士，宽容待人，使他们能一起进用。现在贤和不肖混淆，黑白不分，正邪杂糅，忠言谗言一起进用。章奏交呈公车，犯人充满北军。朝臣志意不和，各相违背，互相诬陷非难。传授增加，文书纠纷，前后错缪，毁誉混杂。用来迷惑耳目，转移心意之事，不可胜数。分班结党，处处依附结为党与，要同心陷害止直之臣。正臣得到进用，是治理的表现；正臣遭受陷害，是败乱的征兆。趁此治乱之时，不知任用谁，而灾异多次出现，这是臣所寒心的。倚权仗势的人，子弟像鱼鳞一样列于朝廷，左右攀附的人很多，聚集在跟前，毁誉一定会被采用，最后因背离产生灾祸。所以曰月无光，霜雪夏天降落，海水沸腾而出，山谷变位，众星运行失常，都是怨气导致的。沿着衰亡的周朝的轨迹，按照诗人所讥刺的来行事，却想成就太平，达到雅颂，造就好似退着走却想走在别人前面。初元以来六年了，考察《春秋》六年之中，没有像现在灾异这样稠密的。有《春秋》的灾异，没有孔子的救助，还不能解难，何况更甚于《春秋》呢?

原其所以然者，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义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诗》又云“雨雪麃麃，见晛聿消”，与《易》同义。昔者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孟偕仕于鱼，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今二府奏佞谄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做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
究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因为谗邪一起进用。谗邪之所以一起进用，是因皇上多疑心，已用贤人执行善政，如有人诬告，则贤人斥退善政收还。有狐疑之心，便招徕谗贼之VI；有不果断的意志，便开启群邪之门。谗邪进用众贤斥退，群邪增加正直之士便消减。所以《易》有《否》《泰》。小人之道滋长，君子之道消减，君子之道消减，政治便曰益混乱，所以是否。否，是闭塞而混乱。君子之道滋长，小人之道消减，政治便日益安定，所以是泰。泰，是通达而安定。《诗》又说“雨雪纷纷，到了无云日出之时，便都消释了”，和《易》同义。从前、共工、骥兜和舜、禹共同处于尧的朝廷，周公和管、蔡一起在周供职，此时，轮番进言互相诋毁，流言诽谤，哪裹可以说得完!帝尧、成王能进用舜、禹、周公而排斥共工、管、蔡，所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和季、孟都在鲁做官，李斯和叔孙都在秦做官，定公、始皇任用季、孟、李斯而排斥孔子、叔孙，所以大乱，至今蒙受耻辱。所以治乱荣辱的开端，在于所信任的人；信任的既已是贤才，就在于坚固不移。《诗》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可任人转移”。是说守善笃诚。《易》说“像出汗一样涣然大发号令”。是说号令像汗，汗出而不能返回。现在发出了善令，没过三个月又收回了，这是收回已出之汗；用贤臣不到三旬便斥退，这是转动石头。《论语》说：“看到不善如同试探沸水。”现在二府上奏谄佞之人不应在位，历经几年而不排斥。因此发布命令就像收回汗水，任用贤人便像转动石头，排斥奸佞就像拔除大山，像这样而希望阴阳调顺，不是很难吗!

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故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在上则引其类，在下则推其类，故汤用伊尹，不仁者远，而众贤至，类相致也。今佞邪与贤臣并在交戟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訿々，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
所以众小人窥见间隙，修饰文字，巧言诋毁，制造流言，做匿名文书诬谤他人，喧哗于民间。所以《诗》说： “心中担忧，恼恨众多的小人。”小人成群，确实可恨。从前孔子和颜渊、子贡互相称誉，不结成朋党；禹、稷和皋陶互相引荐，不结伙营私。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忠心为国，没有邪心。所以贤人在上位，便引荐他的同类聚于朝廷，《易》说“飞龙在天，大人聚集”；在下位，便想着和他的同类一起进用，《易》说“拔茅牵连着它的同类，做事吉利”。在上便引荐其同类，在下便推举他的同类，所以汤任用伊尹，不仁者远离，而众贤人来到，这是因为同类而互相招致。现在佞邪和贤臣同在宫廷之内，聚党共谋，违善依恶，结党诋毁，多次危言耸听，想促使主上俯从其意愿，如果不经意地任用他们，造就是天地所以先行告诫，灾异所以迭相到来的原因。

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而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迹察两观之诛，览“否”、“泰”之卦，观雨雪之诗，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
自古的明圣之君，没有不杀好人而达安定的，所以舜有放逐四凶的刑罚，孔子有在两观施行的诛杀，然后圣德教化得以施行。现在依靠陛下的明智，诚恳地深思天地之心，循两观之杀的余迹而考察它，看《否》《泰》之卦，察雨雪之诗，选择周、唐如何进用人才作为成法，思考秦、鲁如何槟弃人才作为警戒，考察吉兆之福，反思灾异之祸，来测度当今的变故，放逐佞邪之党，拆散险僻之聚，闭塞群邪之门，广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辨犹豫，让是非明白可知，便可消除诸多灾异，而各种祥瑞一起到来，这是太平的基础，万代的福利。

臣幸得托肺附，诚见阴阳不调，不敢不通所闻。窃推《春秋》灾异，以救今事一二，条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谨重封昧死上。
臣有幸能托身于皇上之亲，确实见到阴阳不调顺，不敢不把听到的通报皇上。私下推察《春秋》灾异，来救助现今之事的十之一二，分条列举原因，不适于泄露。

恭、显见其书，愈与许、史比而怨更生等。堪性公方，自见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恭、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浸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见问兴：“朝臣龂龂不可光禄勋，何邪？”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闻堪前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诛？今宜奈何？”兴曰：“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于是疑。会城门校尉诸葛丰亦言堪、猛短，上因发怒免丰。语在其传。又曰：“丰言堪、猛贞信不立，联闵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
臣谨密封冒死呈上。弘恭、石显见了他的上书，更加和许、史勾结而怨恨更生等。周堪性情公正方直，看到自己孤立，便按照正道行事而不曲迎。这年夏天寒冷，太阳青色无光，弘恭、石显和许、史都说周堪、张猛执政的过失。皇上内心器重周堪，又苦于众口渗透，无所适从。当时长安令杨兴因才能受宠，常称赞周堪。皇上想让他帮助，便召见杨兴间道：“朝臣忿忿不容光禄勋，为什么呢?”杨兴是个狡诈的人，认为皇上怀疑周堪，于是顺随旨意道：“周堪不衹不容于朝廷，从州里也不容他。臣看见众人听说周堪以前和刘更生等谋陷骨肉，认为该杀，所以臣以前说周堪不可以诛杀，是为国家养恩。”皇上说：“然而这是犯了什么罪而要诛杀?现在该怎么办?”杨兴说：“臣愚认为可以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不让他管事。明主不丧失师傅的恩情，这是最合适的计策。”皇上于是有了疑心。赶上城门校尉诸葛丰也说周堪、张猛的坏话，皇上于是发怒免了诸葛丰的官。事在他的传裹。又说：“诸葛丰说周堪、张没有正直诚实的表现，朕怜恤不究，又可惜他们的才能不能发挥作用，周堪降职为河东太守，张猛为槐里令。”

显等专权日甚。后三岁余，孝宣庙阙灾，其晦，日有蚀之。于是上召诸前言日变在堪、猛者责问，皆稽首谢。乃因下诏曰：“河东太守堪，先帝贤之，命而傅联。资质淑茂，道术通明，论议正直，秉心有常，发愤悃愊，信有忧国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贵，孤特寡助，抑厌遂退，卒不克明。往者众臣见异，不务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晻昧说天，托咎此人。联不得已，出而试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后，大变仍臻，众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属有识之士咏颂其美，使者过郡，靡人不称。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联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议诋欺，或引幽隐，非所宜明，意疑以类，欲以陷之，联亦不取也。联迫于俗，不得专心，乃者天著大异，联甚惧焉。今堪年衰岁幕，恐不得自信，排于异人，将安究之哉？其征堪诣行在所。”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领尚书事。猛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显干尚书事，尚书五人，皆其党也。堪希得见，常因显白事，事决显口。会堪疾瘖，不能言而卒。显诬谮猛，令自杀于公车。更生伤之，乃著《疾谗》、《擿要》、《救危》及《世颂》，凡八篇，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也。遂废十余年。
石显等专权更加厉害。以后三年多，孝宣庙阙发生火灾，这个月最后一天，日食。于是皂上召从前说太阳变故在于周堪、张猛的几个人责问，都稽首谢罪。于是下韶说：“河东太守周堪，先帝尊崇他，赐命他做朕的师傅。品质美好，精通道术，论议正直，持有恒心，至诚发愤，确有忧国之心。因不能阿谀权贵，孤单无助，进退压抑，终不能昌明。以前众臣见到灾异，不致力于自我修养，深思原因，反而昏昧地谈论天灾，推咎于这个人。朕不得已，贬出朝廷试验他，来表现他的才能。周堪出去后，大变故仍来，大家也沉默了。周堪治理不满一年，三老官属有识之士歌颂他的美德，使者经过其郡，没人不称赞，这本足以表明先帝了解人才，而朕自己也明白。俗人于是制造事端，非议诋毁，有的曲折隐晦，不能明议，又怀疑其同类，想要害他，朕也未采取。朕迫于世俗，不能专心。先前天显灾异，朕很恐惧。现在周堪年纪衰老，恐怕不能自己说明，被他人排挤，将怎么办呢?征召周堪到朝廷来。”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领尚书事。张猛又做了太中大夫给事中。石显主管尚书事，尚书五人，都是他的党羽。周堪很少能见到皇上，常通过石显奏事，事务都经石显之口决定。赶上周堪得哑病，不能说话便死了。亘题诬陷亟猛，令他在公车自杀。更生很伤痛，便作了《疾谗》、《挝要》、《救危》和《世颂》，共八篇，以古事比喻，哀悼自己和同类。于是被废弃了十多年。

成帝即位，显等伏辜，更生乃复进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数奏封事，迁光禄大夫。是时，帝元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秉政，倚太后，专国权，兄弟七人皆封为列侯。时数有大异，向以为外戚贵盛，凤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
成帝即位，石显等伏罪，更生于是又进用，改名向。刘向以故九卿身份召拜为中郎，叫他领护三辅都水。多次上奏密封的章疏，升为光禄大夫。这时皇帝的大舅阳平侯王凤做大将军秉政，倚仗太后，专擅国权，兄弟七人都封作列侯。当时多次有大灾异，刘向认为是外戚贵盛，王凤兄弟掌权的罪过。而皇上正精心于《诗》《书》，板读古文，诏令刘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刘向昆《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述五行阴阳福祸的应验。刘向便集合上古以来经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的记载，推究事情的经过，加上对祸福的解释，写出占卜的应验，按类排列，各有条目，共十一篇，号为《洪范五行传论》，上奏给皇帝。天子心裹知道刘向忠贞精诚，本是因王凤兄弟而发此议论的，但到底不能夺去王氏的权力。

久之，营起昌陵，数年不成，复还归延陵，制度泰奢。向上蔬谏曰：
过了很久营建昌陵，好多年完不成，又回归到延陵，制度奢侈。刘向上疏谏道：

臣闻《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贤圣之君，博观终始，穷极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孔子论《诗》，至于“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喟然叹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传于子孙，是以富贵无常；不如是，则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劝勉？”盖伤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朱之子；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未孙之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昔高皇帝既灭秦，将都雒阳，感寤刘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贤于秦，遂徙都关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长短，以德为效，故常战粟，不敢讳亡。孔子所谓“富贵无常”，盖谓此也。
臣听到《易》说：“安全不忘危险，生存不忘灭亡，因此自身安宁国家可保。”所以贤圣的君主，广泛观察结局和开始，透彻地了解事理，而做到是非分明。王者一定要通晓三统，明白天命所授广博，不衹是一姓。孔子讲《诗》，到“殷的卿士美好敏捷，在周京举行灌酒助祭”，喟然叹道：“天命真伟大啊!善不可以不传给子孙，这是因为富贵无常；不如此，那么王公为什么要警戒谨慎，百姓为什么要劝导勉励?”大概是伤感微子事奉周朝，而痛惜殷的灭亡。即使有尧舜的圣明，不能教化丹朱这样的儿子；即使有禹汤的美德，不能教训作为末代子孙的桀纣。从古到今，没有不亡的国家。以前高祖灭了秦，将建都于雒阳，感悟刘敬的话，自以为德不如凰，而比童贤，便迁都挝生，仰仗固的美德，沿用塞的险阻。世道的短长，以德行作为征验，所以时常战栗，不敢避讳灭亡。丛王所说的“富贵无常”，大概说的是这个意思。

孝文皇帝居霸陵，北临厕，意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斫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张释之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故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坟。
孝文皇帝站在霸陵上，北面临水，心情悲怆凄切，回头对群臣说：“啊呀!用北山石做椁，斩断纡絮放在具间，又上好漆，哪裹能动摇它!”张释之进言道：“如果裹面有值得要的东西，即使坚固如南山仍然有缝可钻；如果裹面没有值得要的，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忧伤的?”死是没有终极的，但国家有兴亡，所以释之的话，是为无穷的后事打算。孝文感悟，便薄葬，不建山坟。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黄帝始。黄帝葬于桥山，尧葬济阴，丘垅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苍梧，二妃不从。禹葬会稽，不改其列。殷汤无葬处。文、武、周公葬于毕，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于武库，皆无丘陇之处。此圣帝明王贤君智士远览独虑无穷之计也。其贤臣孝子亦承命顺意而薄葬之，此诚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
《易》说：“古代下葬，用薪覆盖，藏在原野中，不做坟，不种树。后世圣人变为用棺椁。”制作棺椁，从黄帝开始。黄帝葬在桥山，尧葬在济阴，坟冢都很小，葬品微薄。舜葬在苍梧，二妃没有随从。禹葬在会稽，不变更原来地上百物的序列。殷汤没有葬地。文、武、周公葬在毕，秦穆公葬在雍橐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在武库，都没有坟冢。这是圣帝明王贤君智士深思远虑传之无穷的打算。他们的贤臣孝子也遵命顺从而薄葬，这确是事奉安顿君父，忠诚孝敬的极至。

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子防，称古墓而不坟，曰：“丘，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识也。”为四尺坟，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闻之，古者不修墓。”盖非之也。延陵季子适齐而反，其子死，葬于赢、博之间，穿不及泉，敛以时服，封坟掩坎，其高可隐，而号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魂气则无不之也。”夫赢、博去吴千有余里，季子不归葬。孔子往观曰：“延陵季子于礼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亲骨肉，皆微薄矣；非苟为俭，诚便于体也。宋桓司马为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吕不韦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义，皆明于事情者也。
周公，是武王的弟弟，埋葬兄长很微薄。孔子把母亲葬在防，称赞古时修墓不建坟，说：“丘是东西南北四处周游的人，不可以不做标记。”做了四尺的坟，遇上雨崩毁了。弟子修理，告诉孔子，孔子流泪道：“我听说，古代不修墓。”大概是批评他们。延陵季子到齐国返回，他的儿子死了，葬在赢、博之间，挖地不到泉水，用当时穿的衣服入殓，做坟掩盖土坑，高度可以没肘，哭道：“骨肉回归土中，这是命啊，魂气则无处不在。”嬴、博离吴有一千多里，季子不把他归葬回家。孔子去看了说：“延陵季子这样做很合乎礼。”所以仲尼是孝子，延陵是慈父，舜禹是忠臣，周公懂得做弟弟的道理，他们葬君主和至亲骨肉，都很微薄；不是苟且节俭，确实是合乎礼。宋桓司马做石椁，仲尼说“不如早点腐朽。”秦相吕不韦集中智谋之士作《春秋》，也讲到薄葬的道理，都是明白事理的人。

逮至吴王阖闾，违礼厚葬，十有余年，越人发之。及秦惠文、武、昭、孝文、严襄五王，皆大作丘陇，多其瘗臧，咸尽发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臧，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又多杀官人，生薶工匠，计以万数。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臧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
到吴王阖间，违礼厚葬，十多年后，越人挖开了他的墓。到秦惠文、武、昭、严襄五王，都大作坟冢，多所埋藏，全都被挖掘而暴露尸身，很可悲啊。秦始皇帝葬在骊山山曲，下面铸塞三泉，上面加建山坟，高五十余丈，周围五里多；石椁做成离宫别馆，人的膏脂做灯烛，水银做成江海，黄金做成凫雁。珍宝的埋藏，机械的巧变，棺椁的富丽，宫馆的盛美，不能尽数。又杀了很多宫人，活埋工匠，数以万计。天下深受其劳役之苦而造**，骊山的建造未完，周章的百万军队已到下面了。项籍烧了他的宫室建筑，到那儿的人都去挖掘。以后牧童丢了羊，羊进入藏室，牧童举火照明找羊，失火烧了葬椁。从古到今，丧葬没有比始皇更盛大的，几年之间，外遭项籍之灾，内受牧竖之祸，不是很可悲吗!

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由是观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见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贤而中兴，更为俭官室，小寝庙。诗人美之，《斯干》之诗是也，上章道宫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孙之众多也。及鲁严公刻饰宗庙，多筑台囿，后嗣再绝，《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鲁、秦如此而绝，是则奢俭之得失也。
所以德行越笃厚的人埋葬越微薄，智慧越深的人埋葬越简约。没有德智的，葬得越厚，坟冢越高，宫庙越华丽，被挖掘得越快。由此看来，明暗的征验，丧葬的吉凶，昭然可见。周德已衰落而且奢侈，宣王贤明而中兴，改为节省宫室开支，减小寝庙规模。诗人赞美他，《斯干》那篇诗便是，上章说宫室按照制度，下章说子孙众多。到垒严公，雕饰宗庙，建了很多台囿，后代两次绝灭，《春秋》讥刺他。周宣像那样便昌盛，鲁、秦像这样便灭绝，这就是奢侈和节俭的得失。

陛下即位，躬亲节俭，始营初陵，其制约小，天下莫不称贤明。及徙昌陵，增埤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费大万百余。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臣甚惽焉。以死者为有知，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无知，又安用大？谋之贤知则不说，以示众庶则苦之；若苟以说愚夫淫侈之人，又何为哉！陛下仁慈笃美甚厚，聪明疏达盖世，宜弘汉家之德，崇刘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顾与暴秦乱君竞为奢侈，比方丘垅，说愚夫之目，隆一时之观，违贤知之心，亡万世之安，臣窃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览明圣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观贤知穆公、延陵、樗里、张释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坟薄葬，以俭安神，可以为则；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为戒。初陵之橅，宜从公卿大臣之议，以息众庶。
陛下即位，亲身从事节俭，开始建第一个陵，形制约小，天下没人不称赞贤明。到迁徙昌陵，把低处填高，堆积土成山，打开百姓的坟墓，总共数以万计，修建城邑，时间紧迫，耗资一亿零几百。死者怀恨于地下，活人在地上忧愁，怨气感发了阴阳，又加上了饥馑，死去和流亡的人有几十万，我十分悲伤。如果死者有灵，打开别人的墓，害处就多了；如果他无灵，又哪裹用得着扩大?和贤智的人商议大家都不高兴，让百姓看到丫便都叫苦；如果仅是取悦愚蠢放纵的人，又何必去做呢!陛下非常仁慈笃厚，聪明通达盖世，应弘扬汉家美德，发扬刘氏善行，光大五帝、三王，但却和暴秦乱世的君主竞争奢侈，攀比坟墓，取悦蠢人之目，图一时美观，违背贤智者的意愿，失去万世的安宁，我私下替陛下羞愧。请陛下向上观察圣明的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的制度，向下体察贤智的穆公、延陵、樗里、张释之的心意。孝文皇帝削坟薄葬，用节俭安定神明，可以效仿；秦昭、始皇增山厚葬，因奢侈产生忧患，足以为戒。原陵的规模，应听从公卿大臣的意见，来安定百姓。

书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从其计。
书上奏后，皇上很为刘向的话感动，但却不能按他的意见办。

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
刘向看到习俗更加奢侈，而赵、卫之流出身微贱，超越礼制。刘向认为王的教化是从裹到外，从近处开始。便摘录《诗》《书》所载的贤妃贞妇，使国、家兴旺可供效法的，以及宠爱出导致乱亡的，编次为《列女传》，共八篇，以警戒天子。又摘取传记故事，作《新序》、《说苑》共五十篇上奏。多次上书评说得失，陈述法戒。上书几十次，以助阅览，弥补阙失。皇上虽不能都采用，然而心中赞许他的话，经常感叹不已。

时上无继嗣，政由王氏出，灾异浸甚。向雅奇陈汤智谋，与相亲友，独谓汤曰：“灾异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渐必危刘氏。吾幸得同姓末属，累世蒙汉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上以我先帝旧臣，每进见常加优礼，吾而不言，孰当言者？”向遂上封事极谏曰：
当时皇上没有继承人，政事由王氏掌握，灾异逐渐严重。刘向很赞赏陈汤的智谋，和他交往亲密，单独对他说：“灾异到这种程度，而外戚益强盛，发展下去一定会危及刘氏。我有作为同姓末枝，累世蒙受漠恩，身为宗室遣老，事奉过三朝天子。皇上认为我是先帝的旧臣，每次进见都加以礼遇，我不说，该谁说呢?”刘向便上密封奏章极力谏道：

臣闻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术也。夫大臣操权柄，持国政，未有不为害者也。昔晋有六卿，齐有田、崔，卫有孙、甯，鲁有季、孟，常掌国事，世执朝柄。终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崔杼弑其君光；孙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并专国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管朝事，浊乱王室，子朝、子猛更立，连年乃定。故经曰“王室乱”，又曰“君氏杀王子克”，甚之也。《春秋》举成败，录祸福，如此类甚众，皆阴盛而阳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书》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孔子曰“禄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泾阳、叶阳君专国擅势，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权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国，国甚危殆，赖寤范睢之言，而秦复存。二世委任赵高，专权自恣，壅蔽大臣，终有阎乐望夷之祸，秦遂以亡。近事不远，即汉所代也。
我听说君主没有不想安宁的，然而却常常倾危，没有不想使国家长存的，然而却常常灭亡，这是因为丧失了管理臣下的办法。大臣掌握权柄，主持国政，没有不成为祸害的。从前晋有六卿，齐有田、崔，卫有孙、宁，鲁有季、孟，常年掌握国事，世代把握权柄，以后终于田氏取代了齐；六卿瓜分晋；崔杼弑国君光；孙林父、宁殖驱逐他们的君主衍，弑君主剽；季氏在庭中表演八佾之舞，三家以《雍》乐侑餐，一起垄断国政，最后驱逐了昭公。周大夫尹氏掌管朝政，使王室混乱，子朝、子猛相继而立，连续几年才安定。所以经说“王室乱”，又说“尹氏杀王子克”，真厉害啊。《春秋》例举成败，记录祸福，像这样的很多，都是阴盛阳衰，在下的失去了为臣之道而招致的。所以《书》说：“有大臣作威作福，便会对你的家族有害，对你的国家不利。”孔子说“俸禄离开公室，政权被大夫掌握”，是危亡的兆头。秦昭王舅穣侯和泾阳、叶阳君独揽国政，向上凭藉太后的威势，三个人权势比昭王还重，家庭比秦国还富有，国家很危险，因为感悟了范睢的话，秦才能仍旧保全。二世委任赵高，专权放纵，阻绝大臣，终于有阎乐望夷之祸，秦因此灭亡。此是近代的事，距今不远，就是漠所替代的。

汉兴，诸吕无道，擅相尊王。吕产、吕禄席太后之宠，据将相之位，兼南北军之众，拥梁、赵王之尊，骄盈无厌，欲危刘氏。赖忠正大臣绛侯、朱虚侯等竭诚尽节以诛灭之，然后刘氏复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僣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排摈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进。远绝宗室之任，不令得给事朝省，恐其与已分权；数称燕王、盖主以疑上心，避讳吕、霍而弗肯称。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论，兄弟据重，宗族磐互。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僣贵未有如王氏者也。虽周皇甫、秦穰侯、汉武安、吕、霍、上官之属，皆不及也。
汉兴起后，诸吕不行正道，擅自相尊为王。吕产、吕禄藉太后的恩宠，占据将相位置，掌握南北军的兵士，拥有梁、趟王的尊位，骄逸没有满足，要危及刘氏。仰仗忠正大臣绛侯、朱虚侯等竭尽诚义消灭了他们，然后刘氏又得安宁。现在王氏一姓乘着朱轮美车的有二十三人，青貂紫蝉充满篷帐，排坐在皇上左右。大将军掌事弄权，五侯骄奢气盛，一起作威作福，独断专行，行为污私却托言治公之道，凭束宫的尊威，藉甥舅的亲情，达到威严重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都出自他们门下，执掌机要，结党营私。称赞他们的就擢升，不顺服的就杀害；游说的人为他们说解，执政的人替他们讲话。排挤宗室，孤立削弱公族，那些有智能的，尤其要毁谤而不进用。阻绝宗室担任职责，不让他们供事朝廷，怕他们和自己争权；多次提到趣王、盖王来使皇上疑惑，避讳吕、霍不肯提起。内心有管、蔡的打算，外面假托周公的言论，兄弟掌权，宗族勾结。从上古到秦汉，外戚越位尊贵没有像王氏这样的。即使周皇甫、秦穣侯、汉武安、吕、霍、上官之流，都比不上他们。

物盛必有非常之变先见，为其人微象。孝昭帝时，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虽立石起柳，无以过此之明也。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妇人内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与舅平昌、乐昌侯权，所以安全之也。
事物兴盛一定有非常的变化先出现，作为其人的细微表象。孝昭帝时，冠山之石自立于童山，倒毙的柳树在上林重新立起。而耋宣童即位，现在王氏在济南的先祖坟墓，梓木之柱长出枝叶，扶疏向上超过房屋。根插入地中，即使石站立柳竖起，也不能比这更明显。事物之势不能有两者并大，王氏和圣岖也势不两立，如果在下者有泰山般的安稳，那在上者就有累卵之危。陛下作为先人的子孙，守护宗庙，却让皇位转到外亲手中，降身为皂隶，即使不为自己，那宗庙又怎么办呢!妇人以夫家为内，以父母家为外，这也不是皇太后的幸福。孝宣皇帝不给舅舅平昌、乐昌侯权柄，就是要他们安定保全。

夫时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宜发明诏，吐德音，援近宗室，亲而纳信，黜远外戚，毋授以政，皆罢令就第，以则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诚东宫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刘氏长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孙孙无疆之计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复见于今，六卿必起于汉，为后嗣忧，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图，不可不蚤虑。《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唯陛下深留圣思，审固几密，览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万安之实，用保宗庙，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明理的人在无形中产生福祉，在未开始时消除祸患，应发布明诏，宣扬德音，引进宗室，亲近信任，疏远外戚，不交给他们权柄，全罢免他们使其回到家中，来效法先王的作为，优厚地安抚外戚，保全他们的宗族，这确是东宫的愿望，外家的福气。王氏永远存在，保住其爵位幸禄，刘氏长期安定，不失去社稷，这是使内姓外姓和睦，子子孙孙永无止境的大计。如果不按此行事，田氏就会在今天重见，六卿一定会在汉兴起，成为后世的忧患，昭然明朗，不能不深思，不能不早虑。《易》说：“国君不慎密，就会失去臣下；臣子不慎密，就会丧失性命；机微之事不慎密，就不能成功。”请陛下深思，周密审查军国要事，观察以往的教训，以折中事理取得信任，得以万世长安，保持宗庙，长期事奉皇太后，天下非常荣幸。

书奏，天子召见向，叹息悲伤其意，谓曰：“君且休矣，吾将思之。”以向为中垒校尉。
书上奏后，天子召见刘向，对此叹息悲伤，对他说：“您暂且休息吧，我将考虑此事。”任刘向为中垒校尉。

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元延中，星孛东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恶此异，语在《五行志》。怀不能已，复上奏，其辞曰：
刘向为人平易没有威仪，廉洁清静喜好圣贤之道，不和世俗交接，专心研究经术，白天朗诵书传，晚上观察星宿，有时到天亮也不睡觉。元延中，彗星扫过束井，蜀郡岷山崩裂堵塞长江。刘向认为这种异象不好，他对此的论述载于《五行志》。思绪不已，又上书道：臣听说帝舜告诫伯禹，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周公告诫成王，不要像殷王纣那样。《诗》说“殷的借鉴不远，在夏后的时代”，也是说汤以桀为戒。圣帝明王常常用败乱警戒自己，不避讳废兴，所以臣下敢于极力陈述愚见，请陛下留神观察。

臣闻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纣。《诗》曰：“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亦言汤以桀为戒也。圣帝明王常以败乱自戒，不讳废兴，故臣敢极陈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
谨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次，襄公时尤其多，大概三年零五个多月就H食一次。汉兴起至竟宁，孝景帝时特别多，大概三年零一个月一次H食。臣向前面多次说应有日食，现在连续三年频繁日食。从建始以来，二十年间八次H食，大概两年零六个月发生一次，古今少有。异象有大小稀稠，占卜有紧慢缓急，圣人以此决断疑问。《易》说：“观察天文，来审察时世变化。”从前孔子答对鲁哀公，一起提到夏桀、殷纣暴虐于天下，所以历法有失误则摄提失去方位，孟陬无法计测，这都是换姓造成的变化。秦始皇末年到二世时，日月相掩食，山陵崩溃，辰星出现在四季的孟月，太白星经过天空运行，没有云而打雷，流星在夜中发光，荧惑袭过月亮，灾火烧了宫室，野乌在廷中游戏，都门向内崩毁，临洮出现巨人，柬郡降落陨石，彗星扫过大角，大角因此消失。观看孔子的话，考察暴秦的异象，天命确实让人畏惧。

谨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蚀三十六，襄公尤数，率三岁五月有奇而壹食。汉兴讫竟宁，孝景帝尤数，率三岁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数言日当食，今连三年比食。自建始以来，二十岁间而八食，率二岁六月而一发，古今罕有。异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缓急，而圣人所以断疑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昔孔子对鲁哀公，并言夏桀、殷纣暴虐天下，故历失则摄提失方，孟陬无纪，此皆易姓之变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时，日月薄食，山陵沦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经天而行，无云而雷，枉矢夜光，荧惑袭月，孽火烧宫，野禽戏廷，都门内崩，长人见临洮，石陨于东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观孔子之言，考暴秦之异，天命信可畏也。
到项籍失败时，也是彗星扫过大角。汉攻入秦，五颗星聚集在束井，是得天下的征象。孝惠时，有下血雨，日月运行交道相冲，光消失，星星出现的灾象。孝昭时，有泰山卧石自行站立，上林僵死之柳又复树起，像月亮一样的大星向西运行，很多星跟随着它，这是特大的灾异。孝宣兴起的征兆，天狗夹着银河西行，二十多天常阴天不下雨，是昌邑不能善终的灾象。都载于《汉纪》。观察秦、汉的更替，惠、昭没有后代，昌邑不能善终，看孝宣的继起，上天的取舍，不是非常明显吗!高宗、成王也有雊雉拔树的灾象，能反思其原因，所以高宗能有百年的福分，成王有反向刮风的报应。神明的报应，像影子和回声一样，这是举世共知的。

及项籍之败，亦孛大角。汉之入秦，五星聚于东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时，有雨血，日食于冲，灭光星见之异。孝昭时，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复起，大星如月西行，众星随之，此为特异。孝宣兴起之表，天狗夹汉而西，久阴不雨者二十余日，昌邑不终之异也。皆著于《汉纪》。观秦、汉之易世，览惠、昭之无后，察昌邑之不终，视孝宣之绍起，天之去就，岂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变，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复风之报。神明之应，应若景响，世所同闻也。
臣有幸托身皇家末枝，确实见陛下有宽厚圣明的德行，希望消除大灾，光大直塞、盛王的美声，来尊崇玺区，所以诚恳地数次干犯死罪。现在日食尤其频繁，彗星扫过束井，摄提火光上升到紫宫，有见识的长老没有不震惊的，这是大灾象。此事难于一一记下，所以《易》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所以摆卦指出爻象，再来陈说意思。《书》说“让人用图来说明”，天文难以通晓，臣虽献了图，仍需要口说，然后才能明白，希望赐我在清闲之时，指着图陈说。

臣幸得托末属，诚见陛下宽明之德，冀销大异，而兴高宗、成王之声，以崇刘氏，故豤々数奸死亡之诛。今日食尤屡，星孛东井，摄提炎及紫官，有识长老莫不震动，此变之大者也。其事难一二记，故《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以设卦指爻，而复说义。《书》曰“亻平来以图”，天文难以相晓，臣虽图上，犹须口说，然后可知，愿赐清燕之闲，指图陈状。
皇上于是召见了他，但最终未能任用。刘向每次被召见，都讲公族是国家的枝叶，枝叶落了树干和根便没有了庇护；现在同姓疏远，母党专政，福禄离开公室，权力在外家之手，这不是使汉宗强盛，私家卑弱，保住社稷，稳固后代的做法。刘向因能被皇上信任，所以常颂扬宗室，讽刺王氏和在位的大臣，语言很痛切，出于至诚。皇上多次想任用刘向做九卿，都不被在位的王氏和丞相御史支持，所以终于没有进升，做列夫官前后三十多年，七十二岁死。死后十三年王氏取代了漠。

向三子皆好学：长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赐，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
刘歆字子骏，小时候因通晓《诗》《书》能做文章被召见，见到成帝，在宦者署待诏，做黄门郎。河平年间，受诏和父亲刘向一起主持校定秘书，研究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技，没有不涉及的。刘向死后，刘歆又做中垒校尉。

歆字子骏，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
哀帝刚即位，大司马王莽推举刘歆是有才德的宗室，做诗中太中大夫，升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地位尊贵深受宠幸。又负责《五经》之事，完成父亲的遣业。刘歆便汇集六艺群书，分类编排为《七略》。《艺文志》有载。

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语在《艺文志》。
刘歆和刘向开始都研究《易》，宣帝时，下韶让刘向学习《谷梁春秋》，十多年，已学得很精通。到刘歆校定秘书，看到古文《春秋左氏传》，他非常喜欢。当时丞相史尹咸因能研究《左氏》，和刘歆一起校订经传。刘歆大略跟尹咸和丞相翟方进学习，询问大义。起初《左氏传》多为古字古语，学者传解训诂而已，到刘歆研究《左氏》，引传文来解经，互相发明，从此也具备了章句义理。刘歆又沉静有谋略，父子都好古，博闻强记，超过别人。刘歆认为左丘明的好恶和圣人一样，亲眼见过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之后，听传闻和亲眼见，详略不同。刘歆多次向刘向发难，刘向不能责难他，却仍自己坚守着《谷梁》的义旨。等刘歆被皇上亲近，想把《左氏春秋》和《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都立于学官。哀帝让刘歆和《五经》博士讲论其意旨，各位博士有的不肯和刘歆辩论，刘歆于是致书太常博士，责备他说：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亦湛靖有谋，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穀梁》义。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
从前唐虞衰亡，三代继起，圣帝明王，相承迭兴，大道显著。周室衰微礼乐不正，大道如此难以保全。所以孔子担心大道不通行，游历各国去应聘。从卫回鲁，之后音乐匡正，《雅》颂》各得其所；刊定《易》，作《书》序，著作《春秋》，来记载帝王之道。到夫子死而精微之言灭绝，七十子死而大义乖谬，又遇上战国纷争，摒弃篷豆的礼仪，着手军旅行阵，孔氏大道衰微，孙吴法术兴盛。逐渐衰落一直到了暴秦，烧经书，杀儒士，制定禁书法律，赞扬古代的被治罪，大道法术从此灭绝。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东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
汉兴起，离圣帝明王很远，仲尼大道又灭绝，法度无从因袭。当时衹有一个叔孙通大致制定礼仪，天下衹有卜书《易》，没有别的书。到孝惠时，废除禁书法律，但公卿大臣绛、灌等人都是披戴盔甲的武夫，不以为然。到孝文皇帝，开始让掌故晁错，跟伏生学习《尚书》。《尚书》刚从屋墙中取出，朽折散乱，现在那书仍在，当时师傅衹是传解诵读而已。《诗》开始萌芽。天下出现了很多书，都是诸子的传释，尚且广泛立于学官，为它们设置博士。在汉朝的儒生，只有贾谊而已。到孝武皇帝，之后邹、鲁、梁、趟常有讲解《诗》、《礼》、《春秋》的前辈老师，都兴起于建元年间。在这时，一人不能独自穷尽经书，有的通晓《雅》，有的通晓《颂》，大家相配合才能完成讲经。《泰誓》后出，博士收集并诵读。所以诏书说道：“礼崩乐坏，书简脱缺，朕很担心。”当时汉兴起已七八十年，离开全部的经书，本来就很远了。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明师传读而已。《诗》始萌牙。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联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
到鲁恭王发掘孔子旧宅，想建造宫室，在断墙中得到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书》有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上它们，遇上巫蛊仓猝之祸，没来得及施行。至于左氏丘明所修的《春秋》，都是古文旧书，多的有二十多篇，藏在秘府，隐秘没有公布。孝成皇帝怜惜学术残缺，与原书相差很大，便公布旧藏，校订旧文，用这三种书，校订学官传授的经传，经有的脱简，传有的错编。传令询问民间，有鲁厘担公、整回贯公、胶东庸生的传学与此相同，受压制没有施行。这是使有识者怜惜，士君子痛心的事。以前做学问的人不考虑书的残缺，苟且因陋就寡，分析文字，言辞烦琐，学者到老不能研究通一艺。信口解说背诵传记，信奉低等的老师而责难以往的古事，至于国家要有大事，如立辟雍、封掸、巡狩的仪式，便糊涂不知应该怎样。仍要抱残守缺，带着怕被戳穿的私心，而没有服从善义的公心，或者心怀嫉妒，不思实情，雷同的便相追随，听声音附和是非，压抑这三种学问，认为《尚书》是完备的，说左氏没有传解《春秋》，不是很可悲的事吗!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官，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现在圣上德通神明，继位承业，也怜惜文章错乱，学士们这么多，虽明白真情，仍然迟疑谦让，愿意和士君子一样。所以下发明诏，辩论《左氏》是否可立，派近臣奉上旨令，要来扶助微弱，和两三个君子同心合力，希望重立被废弃的经传。现在却并非如此，深藏坚拒，不肯论辩，苟且以不诵习而灭绝它，想来堵塞仅剩的大道，灭绝精微的学问。可以和他分享成果，难于和他考虑创业，这是老百姓的做法，不是名士君子所为。并且这几家的事，都是先帝亲自谈及，现在皇上考查，那些古文旧书，都有验证，内外相合，难道是苟且就能罢休的吗!

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
礼丧失则到民间去找，古文不是更胜于民间吗?以前博士《书》有欧阳，《春秋》有公羊，《易》则有施、孟，但孝宣皇帝还广泛设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虽然义旨不同，但仍然一起设置。为什么呢?与其因为它有错误而废弃它，宁可错误丫而设立它。传解说：“文武之道没有坠于地上，而在人间；贤人记大的方面，不贤的人记小的方面。”现在这几家的言论，是并有大小的义旨的，怎么能偏废呢!如果一定要独断守缺，同门结党，嫉妒真道，违背明诏，丧失圣意，被文官们的议论所淹没，我很希望这两三个君子不要这样做。

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已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他的话非常深切，儒士们都很怨恨。这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因刘歆致书向上陈述而深深自责，希望请求骸骨回家。至于儒者师丹是大司空，也大怒，上奏刘歆改乱旧章，毁谤先帝所立之学。皇上说：“刘歆想推广道术，又怎能当作毁谤呢?”刘歆从此冒犯了执政大臣，被众儒诽谤，害怕被杀，请求出京补为官吏，做河内太守。因宗室不应主管三河，转为五原太守，后来又转到涿郡，共做过三郡太守。几年后，因病免官，从家中起用又做安定属国都尉。正逢哀帝崩，王莽主政，王莽年少时和刘歆都做黄门郎，器重他，禀告太后。太后留刘歆做右曹太中大夫，升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让他主管明堂辟雍，封为红休侯。主管儒林史卜官，考订乐律和历法，着《三统历谱》。

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云。及王莽篡位，歆为国师，后事皆在《莽传》。
赞曰：仲尼感叹“贤才难得，不是真的吗!”孔子以后，著书的人多了，衹有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这几位先生，都博物洽闻，通晓古今，言论对时世有益。传说“圣人不出现，这之间一定有著名于当世的人。”不是很有道理吗?刘氏《洪范论》发挥《大传》，昭明天人相应；《七略》分辩艺文，理出百家的头绪；《三统历谱》测定曰月五星的分度。究极根本，大有深意。啊!刘向论述山陵的告诫，在今天来察看，令人哀痛!指明梓木之柱的事来推断废兴，多么明白啊!难道不是直信多识，古人所说的益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