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卷十四

礼一

于是公卿以下博议。侍中高堂隆议曰：“按自古有文章以来，帝王之兴，受禅之与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贞。’ ‘有孚改命吉。’‘汤武革命，应乎天，从乎人。’其义曰，水火更用事，犹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验》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应天地三气三色。’《书》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阳氏以十一月为正，荐玉以赤缯。高辛氏以十三月为正，荐玉以白缯。’《尚书传》曰：‘舜定钟石，论人声，乃及鸟兽，咸变于前。故更四时，改尧正。’《诗》曰：‘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传》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诗推度灾》曰：‘如有继周而王者，虽百世可知。以前检后，文质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复者，正色也，二而复者，文质也。’以前检后，谓轩辕、高辛、夏后氏、汉，皆以十三月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为正；高阳、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为正。后虽百世，皆以前代三而复也。《礼大传》曰：‘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乐稽曜嘉》曰：‘禹将受位，天意大变，迅风雷雨，以明将去虞而适夏也。是以舜禹虽继平受禅，犹制礼乐，改正朔，以应天从民。夏以十三月为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殷以十二月为正，法物之牙，其色尚白。周以十一月为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能察其类，能正其本，则岳渎致云雨，四时和，五稼成，麟皇翔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蚀之。’《传》曰：‘当夏四月，是谓孟夏。’ 《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明于天地之理，故必移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圣人之宝，质文再而改，穷则相承，周则复始，正朔改则天命显。’凡典籍所记，不尽于此，略举大较，亦足以明也。”太尉司马懿、尚书仆射卫臻、尚书薛悌、中书监刘放、中书侍郎刁干、博士秦静、赵怡、中候中诏季岐以为宜改；侍中缪袭、散骑常侍王肃、尚书郎魏衡、太子舍人黄史嗣以为不宜改。

青龙五年，山茌县言黄龙见。帝乃诏三公曰：

周之五礼，其五为嘉。嘉□□《春秋左氏传》曰：“晋侯问襄公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晋侯曰：‘十二年矣，是谓一终，一星终也。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为冠具。’武子对曰： ‘君冠必以祼享之礼行之，以金石之乐节之，以先君之祧处之。今君在行，未可具也。请及兄弟之国而假备焉。’晋侯许诺。还及卫，冠于成公之庙，假钟磬焉，礼也。”贾、服说皆以为人君礼十二而冠也。《古尚书》说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岁崩，周公以壬午岁出居东，以癸未岁反。《礼》周公冠成王，命史祝辞。辞，告也；是除丧冠也。周公居东未反，成王冠弁以开金滕之书，时十六矣。是成王年十五服除，周公冠之而后出也。按《礼》、《传》之文，则天子诸侯近十二，远十五，必冠矣。《周礼》虽有服冕之数，而无天子冠文。《仪礼》云：“公侯之有冠礼，夏之末造。”王、郑皆以为夏末上下相乱，篡弑由生，故作公侯冠礼，则明无天子冠礼之审也。大夫又无冠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周人年五十而有贤才，则试以大夫之事，犹行士礼也。故筮日筮宾，冠于阼以著代，醮于客位，三加弥尊，皆士礼耳。然汉氏以来，天子诸侯，颇采其议。《志》曰“仪从《冠礼》”是也。汉顺帝冠，又兼用曹褒新礼；褒新礼今不存。《礼仪志》又云： “乘舆初加缁布进贤，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于高庙。王公以下，初加进贤而已。”按此文始冠缁布，从古制也，冠于宗庙是也。魏天子冠一加，其说曰，士礼三加，加有成也。至于天子诸侯，无加数之文者，将以践阼临民，尊极德备，岂得复与士同？此言非也。夫以圣人之才，犹三十而立，况十二之年，未及志学，便谓德成，无所劝勉，非理实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孙毓以为一加再加皆非也。《礼》词曰“令月吉日”，又“以岁之正，以月之令”。鲁襄公冠以冬，汉惠帝冠以三月，明无定月也。后汉以来，帝加元服，咸以正月。晋咸宁二年秋闰九月，遣使冠汝南王柬，此则晋礼亦有非必岁首也。《礼》冠于庙，魏以来不复在庙。然晋武、惠冠太子，皆即庙见，斯亦拟在庙之仪也。晋穆帝、孝武将冠，先以币告庙，讫又庙见也。

晋惠帝之为太子将冠也，武帝临轩，使兼司徒高阳王珪加冠，兼光禄勋、屯骑校尉华暠赞冠。江左诸帝将冠，金石宿设，百僚陪位。又豫于殿上铺大床。御府令奉冕帻簪导衮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帻，太保加冕。将加冕，太尉跪读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衮职。钦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无极。眉寿惟祺，介兹景福。”加冕讫，侍中系玄紞。侍中脱绛纱服，加衮服。冠事毕，太保率群臣奉觞上寿，王公以下三称万岁，乃退。按仪注，一加帻冕而已。宋冠皇太子及蕃王，亦一加也。官有其注。晋武帝泰始十年，南宫王承年十五，依旧应冠。有司议奏：“礼十五成童。国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宜。又汉、魏遣使冠诸王，非古典。”于是制诸王十五冠，不复加命。元嘉十一年，营道侯将冠。诏曰：“营道侯义綦可克日冠。外详旧施行。”何桢《冠仪约制》及王堪私撰《冠仪》，亦皆家人之可遵用者也。魏齐王正始四年，立皇后甄氏，其仪不存。

晋武帝咸宁二年，临轩，遣太尉贾充策立后杨氏，纳悼后也。因大赦，赐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礼。太康八年，有司奏：“昏礼纳征，大昏用玄纁，束帛加珪，马二驷；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马为庭实，天子加谷珪，诸侯加大璋。可依《周礼》改璧用璋，其羊、雁、酒、米、玄纁如故。诸侯昏礼加纳采吉期迎各帛五匹，及纳征马四匹，皆令夫家自备，唯璋官为具之。” 尚书硃整议：“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礼，天子诸侯以皮马为庭实，天子加以谷珪，诸侯加以大璋。汉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马四匹。魏聘后、王娶妃、公主嫁之礼，用绢百九十匹。晋兴，故事用绢三百匹。” 诏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为备物，赐钱使足而已。唯给璋，余如故事。”

华恆所定六礼，云宜依汉旧及大晋已行之制，此恆犹识前事，故王彪之多从咸康，由此也。惟以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而咸康群臣贺为失礼；故但依咸宁上礼，不复贺也。其告庙六礼版文等仪，皆彪之所定也。详推有典制，其纳采版文玺书曰： “皇帝咨前太尉参军何琦，浑元资始，肇经人伦，爰及夫妇，以奉天地宗庙社稷，谋于公卿，咸以为宜率由旧典。今使使持节太常彪之、宗正综以礼纳采。”主人曰： “皇帝嘉命，访婚陋族，备数采择。臣从祖弟故散骑侍郎准之遗女，未闲教训，衣履若而人，钦承旧章，肃奉典制。前太尉参军都乡侯粪土臣何琦稽首再拜承制诏。” 次问名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两仪配合，承天统物，正位于内，必俟令族，重章旧典。今使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以礼问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诏，问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禄大夫雩娄侯桢之遗玄孙，先臣故豫州刺史关中侯恽之曾孙，先臣安丰太守关中侯睿之孙，先臣故散骑侍郎准之遗女。外出自先臣故尚书左丞胄之外曾孙，先臣故侍中关内侯夷之外孙女，年十七。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次纳吉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人谋龟从，佥曰贞吉，敬从典礼。今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以礼纳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诏，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忧惧不堪。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次纳征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之女，有母仪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庙，永承天祚。以玄絺皮帛马羊钱璧，以章典礼。今使使持节司徒某、太常某，以礼纳征。”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宠以典礼，备物典策。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次请期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谋于公卿，大筮元龟，罔有不臧，率遵典礼。今使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以礼请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某重宣中诏，吉日惟某可迎。臣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次亲迎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岁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礼以迎。今使使持节太保某、太尉某以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诏。令月吉辰，备礼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两，臣蝝蚁之族，猥承大礼，忧惧战悸。钦承旧章，肃奉典制。”其稽首承诏皆如初答。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纳妃，六礼文与纳后不异。百官上礼。其月壬戌，于太极殿西堂叙宴二宫队主副、司徒征北镇南三府佐、扬兗江三州纲、彭城江夏南谯始兴武陵庐陵南丰七国侍郎以上，诸二千石在都邑者，并豫会。又诏今小会可停妓乐，时有临川曹太妃服。

明帝泰始五年十一月，有司奏：“按晋江左以来，太子昏，纳征，礼用玉一，虎皮二，未详何所准况。或者虎取其威猛有彬炳，玉以象德而有温润。栗珪璋既玉之美者，豹皮义兼炳蔚，熊罴亦昏礼吉征，以类取象，亦宜并用，未详何以遗文。晋氏江左，礼物多阙，后代因袭，未遑研考。今法章徽仪，方将大备。宜宪范经籍，稽诸旧典。今皇太子昏，纳征，礼合用珪璋豹皮熊罴皮与不？下礼官详依经记更正。若应用者，为各用一？为应用两？”博士裴昭明议：“案《周礼》，纳征，玄纁束帛俪皮。郑玄注云：束帛，以仪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纳征，以虎豹皮各一具。岂谓婚礼不辨王公之序，故取虎豹皮以尊革其事乎？虎豹虽文，而征礼所不用。熊罴吉祥，而婚典所不及。珪璋虽美，或为用各异。今帝道弘明，徽则光阐，储皇聘纳，宜准经诰。凡诸僻谬，并合详裁。虽礼代不同，文质或异，而郑为儒宗，既有明说，守文浅见，盖有惟疑。兼太常丞孙诜议以为：‘聘币之典，损益惟义，历代行事，取制士婚。若珪璋之用，实均璧品，采豹之彰，义齐虎文，熊罴表祥，繁衍攸寄。今储后崇聘，礼先训远，皮玉之美，宜尽晖备。《礼》称束帛俪皮，则珪璋数合同璧，熊罴文豹，各应用二。’长兼国子博士虞龢议：‘案《仪》《礼》纳征，直云玄絺束帛杂皮而已。《礼记郊特牲》云虎豹皮与玉璧，非虚作也。则虎豹之皮，居然用两，珪璧宜仍旧各一也。’参诜、龢二议不异，今加珪璋各一，豹熊罴皮各二，以龢议为允。”诏可。

晋武帝太始十年，将聘拜三夫人九嫔。有司奏：“礼，皇后聘以谷珪，无妾媵礼贽之制。”诏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于是临轩使使持节兼太常拜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嫔。汉、魏之礼，公主居第，尚公主者来第成婚。司空王朗以为不可，其后乃革。

上代聘享之礼，虽颇见经传，然首尾不全。《叔孙通传》载通所制汉元会仪，纲纪粗举，施于今，又未周备也。魏国初建，事多兼阙，故黄初三年，始奉璧朝贺。何承天云，魏元会仪无存者。案何桢《许都赋》曰：“元正大飨，坛彼西南。旗幕峨峨，檐宇弘深。”王沈《正会赋》又曰：“华幄映于飞云，硃幕张于前庭。絙青帷于两阶，象紫极之峥嵘。延百辟于和门，等尊卑而奉璋。”此则大飨悉在城外，不在宫内也。臣案魏司空王朗奏事曰：“故事，正月朔，贺。殿下设两百华灯，对于二阶之间。端门设庭燎火炬，端门外设五尺、三尺灯。月照星明，虽夜犹昼矣。” 如此，则不在城外也。何、王二赋，本不在洛京。何云《许都赋》，时在许昌也。王赋又云“朝四国于东巡”，亦赋许昌正会也。

晋武帝世，更定元会注，今有《咸宁注》是也。傅玄《元会赋》曰：“考夏后之遗训，综殷、周之典艺，采秦、汉之旧仪，定元正之嘉会。”此则兼采众代可知矣。《咸宁注》，先正一日，守宫宿设王公卿校便坐于端门外，大乐鼓吹又宿设四厢乐及牛马帷皞于殿前。夜漏未尽十刻，群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贺谒报，又贺皇后。还从云龙东中华门入谒，诣东皞下便坐。漏未尽七刻，群司乘车与百官及受贽郎下至计吏，皆入，诣陛部立。其陛卫者，如临轩仪。漏未尽五刻，谒者仆射、大鸿胪各奏：“群臣就位定。”漏尽，侍中奏：“外办。”皇帝出，钟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导皇帝升御座，钟鼓止，百官起。大鸿胪跪奏：“请朝贺。”治礼郎赞： “皇帝延王登。”大鸿胪跪赞：“蕃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贺。”太常报： “王悉登。”谒者引上殿，当御座。皇帝兴，王再拜。皇帝坐，复再拜，跪置璧御座前，复再拜。成礼讫，谒者引下殿，还故位。治礼郎引公、特进、匈奴南单于子、金紫将军当大鸿胪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当大行令西，皆北面伏。大鸿胪跪赞：“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雁雉，再拜贺。”太常赞：“皇帝延君登。”礼引公至金紫将军上殿，当御座。皇帝兴，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座前，复再拜。成礼讫，赞者引下殿，还故位。王公置璧成礼时，大行令并赞，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礼讫，以贽授受贽郎，郎以璧帛付谒者，羔雁雉付太官。太乐令跪请奏雅乐，以次作乐。乘黄令乃出车，皇帝罢入，百官皆坐。昼漏上水六刻，诸蛮夷胡客以次入，皆再拜讫，坐。御入三刻，又出。钟鼓作。谒者仆射跪奏：“请群臣上。”谒者引王公至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谒者引王诣尊酌寿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座前。王还自酌，置位前。谒者跪奏： “蕃王臣某等奉觞再拜，上千万岁寿。”侍中曰：“觞已上。”百官伏称万岁，四厢乐作，百官再拜。已饮，又再拜。谒者引诸王等还本位。陛者传就席，群臣皆跪诺。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各于殿上上寿酒，登歌乐升，太官令又行御酒。御酒升阶，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进御座前。乃行百官酒。太乐令跪奏：“奏登歌。” 三。终，乃降。太官令跪请御饭到陛，群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饭跪授大司农；尚食持案并授侍郎，侍郎跪进御座前。群臣就席，太乐令跪奏：“食。举乐。”太官行百官饭案遍。食毕，太乐令跪奏：“请进儛。”儛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请以次进众伎。”乃召诸郡计吏前，授敕戒于阶下。宴乐毕，谒者一人跪奏：“请罢退。”钟鼓作，群臣北面再拜出。江左更随事立位，大体亦无异也。宋有天下，多仍旧仪，所损益可知矣。

汉以高帝十月定秦旦为岁首，至武帝虽改用夏正，然朔犹常飨会，如元正之仪。魏、晋则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贺，因小会。其仪亚于岁旦，晋有其注。宋永初元年八月，诏曰：“庆冬使或遣不，役宜省，今可悉停。唯元正大庆，不得废耳。郡县遣冬使诣州及都督府者，亦宜同停。”

南郊，皇帝散斋七日，致斋三日。官掌清者亦如之。致斋之朝，御太极殿幄坐。著绛纱袍，黑介帻，通天金博山冠。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兆尹众官悉坛东就位，太祝史牵牲入。到榜，禀牺令跪白：“请省牲。”举手曰：“盾。”太祝令绕牲，举手曰：“充。”太祝令牵牲诣庖。以二陶豆酌毛血，其一奠皇天神座前，其一奠太祖神座前。郊之日未明八刻，太祝令进馔，郎施馔。牲用茧栗二头，群神用牛一头。醴用翙鬯，藉用白茅。玄酒一器，器用匏陶，以瓦樽盛酒，瓦圩斟酒。璧用苍玉。蒯席各二，不设茵蓐。古者席藁，晋江左用蒯。车驾出，百官应斋及从驾填街先置者，各随申摄从事。上水一刻，御服龙衮，平天冠，升金根车，到坛东门外。博士、太常引入到黑攒。太祝令跪执匏陶，酒以灌地。皇帝再拜，兴。群臣皆再拜伏。治礼曰：“兴。”博士、太常引皇帝至南阶，脱舄升坛，诣罍盥。黄门侍郎洗爵，跪授皇帝。执樽郎授爵，酌秬鬯授皇帝。跪奠皇天神座前，再拜，兴。次诣太祖配天神座前，执爵跪奠，如皇天之礼。南面北向，一拜伏。太祝令各酌福酒，合置一爵中，跪进皇帝，再拜伏。饮福酒讫，博士、太常引帝从东阶下，还南阶。谒者引太常升坛，亚献。谒者又引光禄升坛，终献。讫，各降阶还本位。太祝送神，跪执匏陶，酒以灌地。兴。直南行出坛门，治礼举手白，群臣皆再拜伏。皇帝盘，治礼曰：“兴。”博士跪曰：“祠事毕，就燎。”博士、太常引皇帝就燎位，当坛东阶，皇帝南向立。太祝令以案奉玉璧牲体爵酒黍饭诸馔物，登柴坛施设之。治礼举手曰：“可燎。”三人持火炬上。火发。太祝令等各下坛。坛东西各二十人，以炬投坛，火半柴倾。博士仰白：“事毕。”皇帝出便坐。解严。天子有故，则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献，其亚献、终献，犹太常、光禄勋也。北郊斋、夕牲、进熟，及乘舆百官到坛三献，悉如南郊之礼；唯事讫，太祝令牲玉馔物诣坎置牲上讫，又以一牲覆其上。治礼举手曰：“可埋。”二十人俱时下土。填坎欲半，博士仰白： “事毕。”帝出。自魏以来，多使三公行事，乘舆罕出矣。魏及晋初，仪注虽不具存，所损益汉制可知也。江左以后，官有其注。

昔汉建安中，将王会，而太史上言正旦当日蚀，朝士疑会不。共诣尚书令荀文若谘之，时广平计吏刘劭在坐，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犹占水火，错失天时。《礼》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者四，日蚀在一。然则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者，或灾消异伏，或推术谬误也。”文若及众人咸喜而从之，遂朝会如旧，日亦不蚀。劭由此显名，魏史美而书之。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三月朔，太史奏日蚀而不蚀。晋文王时为大将军，大推史官不验之负。史官答曰；“合朔之时，或有日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则蔽障日体，使光景有亏，故谓之日蚀；日掩月，则日于月上过，谓之阴不侵阳，虽交无变。日月相掩必食之理，无术以知，是以尝禘郊社，日蚀则接祭，是亦前代史官不能审蚀也。自汉故事，以为日蚀必当于交。每至其时，申警百官，以备日变。故《甲寅诏》有备蚀之制，无考负之法。古来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皆无推日蚀法，但有考课疏密而已。负坐之条，由本无术可课，非司事之罪。”乃止。

晋武帝咸宁三年、四年，并以正旦合朔却元会，改魏故事也。晋元帝太兴元年四月合朔，中书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蚀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诸阴也。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也。案尚书符，若日有变，便伐鼓于诸门，有违旧典。”诏曰：“所陈有正义，辄敕外改之。”

周礼，王后帅内外命妇，蚕于北郊。汉则东郊，非古也。魏则北郊，依周礼也。晋则西郊，宜是与籍田对其方也。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命中宫蚕于北郊。按韦诞《后蚕颂》，则于时汉注已亡，更考撰其仪也。及至晋氏，先蚕多采魏法。晋武帝太康六年，散骑常侍华峤奏：“先王之制，天子诸侯亲耕千亩，后夫人躬蚕桑。今陛下以圣明至仁，修先王之绪，皇后体资生之德，合配乾之义，而教道未先，蚕礼尚阙。以为宜依古式，备斯盛典。”诏曰：“古者天子亲籍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蚕以备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训也。今籍田有制，而蚕礼不修。中间务多，未暇崇备。今天下无事，宜修礼以示四海。其详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参今宜。明年施行。”于是使侍中袁粲草定其仪。皇后采桑坛在蚕室西，帷宫中门之外，桑林在其东，先蚕坛在宫外门之外而东南。取民妻六人为蚕母。蚕将生，择吉日，皇后著十二笄，依汉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盖云母安车，驾六马。女尚书著貂蝉，佩玺，陪乘，载筐钩。公主、三夫人、九嫔、世妇、诸太妃、公太夫人、公夫人，及县乡君、郡公侯特进夫人、外世妇、命妇，皆步摇、衣青，各载筐钩从。蚕桑前一日，蚕官生蚕著薄上。桑日，太祝令以一太牢祠先蚕。皇后至西郊，升坛，公主以下陪列坛东。皇后东面躬桑，采三条；诸妃公主各采五条；县乡君以下各采九条。悉以桑授蚕母。还蚕室。事讫，皇后还便坐，公主以下以次就位，设飨赐绢各有差。宋孝武大明四年，又修此礼。

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魏国作泮宫于鄴城南。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学于洛阳。齐王正始中，刘馥上疏曰：“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成者盖寡。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实；虽设其教，而无其功。宜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明制黜陟，陈荣辱之路。”不从。晋武帝泰始八年，有司奏：“太学生七千余人，才任四品，听留。”诏：“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咸宁二年，起国子学。盖《周礼》国之贵游子弟所谓国子，受教于师氏者也。太康五年，修作明堂、辟雍、灵台。孙休永安元年，诏曰：“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导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弃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则伤化败俗。其按旧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史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淳王化，以隆风俗。”于是立学。

元帝为晋王，建武初，骠骑将军王导上疏：

散骑常侍戴邈又上表曰：

太兴初，议欲修立学校，唯《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孔氏、《毛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仪礼》、《公羊》、《谷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博士。太常荀崧上疏曰：

元帝诏曰：“崧表如此，皆经国大务，而为治所由。息马投戈，犹可讲艺。今虽日不暇给，岂忘本而道存邪！可共博议之。”有司奏宜如崧表。诏曰：“《谷梁》肤浅，不足立博士。余如所奏。”会王敦之难，事不施行。

成帝咸康三年，国子祭酒袁环、太常冯怀又上疏曰：

臣闻先王之教也，崇典训，明礼学，以示后生，道万物之性，暢为善之道也。宗周既兴，文史载焕，端委治于南蛮，颂声逸于四海。故延州入聘，闻《雅》音而嗟咨；韩起适鲁，观《易》象而叹息。何者？立人之道，于此为首也。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轲皇皇，诲诱无倦。是以仁义之声，于今犹存，礼让之风，千载未泯。

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议立国学，征集生徒，而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军兴罢遣，由此遂废。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开置学官。教曰：

又缮造礼器俎豆之属，将行大射之礼。亮寻薨，又废。

孝武帝太元九年，尚书谢石又陈之曰：

烈宗纳其言。其年，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而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国子祭酒殷茂言之曰：

臣闻弘化正俗，存乎礼教，辅性成德，必资于学。先王所以陶铸天下，津梁万物，闲邪纳善，潜被于日用者也。故能疏通玄理，穷综幽微，一贯古今，弥纶治化。且夫子称回，以好学为本；七十希仰，以善诱归宗。《雅》、《颂》之音，流咏千载。圣贤之渊范，哲王所同风。

烈宗下诏褒纳，又不施行。朝廷及草莱之人有志于学者，莫不发愤叹息。清河人李辽又上表曰：“臣闻教者，治化之本，人伦之始，所以诱达群方，进德兴仁，譬诸土石，陶冶成器。虽复百王殊礼，质文参差，至于斯道，其用不爽。自中华湮没，阙里荒毁，先王之泽寝，圣贤之风绝。自此迄今，将及百年。造化有灵，否终以泰，河、济夷徙，海、岱清通，黎庶蒙苏，凫藻奋化。而典训弗敷，《雅》、《颂》寂蔑，久凋之俗，大弊未改。非演迪斯文，缉熙宏猷，将何以光赞时邕，克隆盛化哉！事有如赊而实急，此之谓也。亡父先臣回，绥集邦邑，归诚本朝。以太元十年，遣臣奉表。路经阙里，过觐孔庙，庭宇倾顿，轨式颓弛，万世宗匠，忽焉沦废；仰瞻俯慨，不觉涕流。既达京辇，表求兴复圣祀，修建讲学。至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奉被明诏，采臣鄙议，敕下兗州鲁郡，准旧营饰。故尚书令谢石令臣所须列上，又出家布，薄助兴立。故镇北将军谯王恬版臣行北鲁县令，赐许供遣。二臣薨徂，成规不遂。陛下体唐尧文思之美，访宣尼善诱之勤，矜荒余之凋昧，愍声教之未浃。愚谓可重符兗州刺史，遂成旧庙，蠲复数户，以供扫洒。并赐给《六经》，讲立庠序，延请宿学，广集后进，使油然入道，发剖琢之功。运仁义以征伐，敷道德以服远，何招而不怀，何柔而不从！所为者微，所弘甚大。臣自致身辇毂，于今八稔，违亲转积，夙夜匪宁。振武将军何澹之今震扞三齐，臣当随反。裴回天邑，感恋罔极。乞臣表付外参议。”又不见省。

宋高祖受命，诏有司立学，未就而崩。太祖元嘉二十年，复立国子学，二十七年废。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车驾亲率群司行养老之礼于太学。于是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今无其注，然汉礼具存也。

帝若躬亲射禽，变御戎服，内外从官以及虎贲悉变服，如校猎仪。鈒戟抽鞘，以备武卫。黄麾内官，从入围里。列置部曲，广张甄围，旗鼓相望，衔枚而进。甄周围会，督甄令史奔骑号法施令曰：“春禽怀孕，搜而不射；鸟兽之肉不登于俎，不射；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不射。”甄会。大司马鸣鼓蹙围，众军鼓噪警角，至宣武场止。大司马屯北旌门；二甄帅屯左右旌门；殿中中郎率获车部曲入次北旌门内之右。皇帝从南旌门入射禽。谒者以获车收载，还陈于获旗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各送诣获旗下，付收禽主者。事毕，大司马鸣鼓解围复屯，殿中郎率其属收禽，以实获车，充庖厨。列言统曹正厨，置尊酒俎肉于中逵，以犒飨校猎众军。至晡，正直侍中量宜奏严，从官还著硃服，鈒戟复鞘。再严，先置官先还。三严后二刻，正直侍中奏：“外办。”皇帝著黑介帻单衣。正次直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军校进夹御坐。正直侍中跪奏：“还宫。”次直侍中称制曰：“可。” 正直侍中俯伏起。乘舆登辇还，卫从如常仪。大司马鸣鼓散屯，以次就舍。车驾将至，威仪唱：“引留守填街先置前部从官就位。”再拜。车驾至殿前回辇，正直侍中跪奏：“降辇。”次直侍中称制曰：“可。”正直侍中俯伏起。乘舆降入。正直次直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军校从至皞，亦如常仪。正直侍中奏：“解严。”内外百官拜表问讯如常仪，讫，罢。

译文与注释

礼一
不论是国与家，礼仪的运用由来已久。然而历代的减损与增加，常有不同，这并非故意要有所改变，而是因时制宜的缘故。汉文帝考虑到人情已经变得相当淡薄，便革除了国家丧礼中的服丧三年的规定；光武帝因为中兴时代提倡节俭的需要，建立起七庙共堂的制度；魏太祖觉得奢侈惑众应当加以矫正，便预留遣令减省送终时全套尸服的数量；晋武帝考虑到圆丘祭与郊祭没有什么差异，夏至、冬至将南北郊祭祀合并起来进行。相互沿袭，直到现在。哪裹是因为三代的典制已经不存在，衹是由于顺应时势变化而已．而且闵子骞认为君主不遵礼制，辞职以示抗议；叔逊逼创立连塑礼仪，惠及后代。由此可见，任意妄为而不效法古制，这是秦朝招致灭亡的根源，效法古制而不能适用于当代，这是王莽身败名裂的原因。因而汉、魏以来，历朝各自折中融合古今，以制定一代的礼仪。司马彪采集后汉各家注释，撰成《礼仪志》，比较其内容，已经与前漠有所不同。何况三国鼎立对峙，历经两晋到宋，时代变换，各随时事之宜创立。自从汉代末年社会动乱，旧有典章制度乖乱散失，魏初有王粲、衔塑掌定各种礼仪；蜀朝则有盂光、注慈创立整理制度；置朝开始有苞题、堑迚审定置礼；塞置则有堑毖、旦觞纂辑整理错乱之处。这段时间内，名儒硕学，各种论说，时有新出，不是可以全部记载下来的。现在记载魏氏以来有关经国安邦的典章制度，以撰成此志。

夫有国有家者，礼仪之用尚矣。然而历代损益，每有不同，非务相改，随时之宜故也。汉文以人情季薄，国丧革三年之纪；光武以中兴崇俭，七庙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矫，终敛去袭称之数；晋武以丘郊不异，二至并南北之祀。互相即袭，以讫于今，岂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应时之变而已。且闵子讥古礼，退而致事；叔孙创汉制，化流后昆。由此言之，任己而不师古，秦氏以之致亡；师古而不适用，王莽所以身灭。然则汉、魏以来，各揆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仪。司马彪集后汉众注，以为《礼仪志》，校其行事，已与前汉颇不同矣。况三国鼎峙，历晋至宋，时代移改，各随事立。自汉末剥乱，旧章乖弛，魏初则王粲、卫觊典定众仪；蜀朝则孟光、许慈创理制度；晋始则荀鳷、郑冲详定晋礼；江左则荀崧、刁协缉理乖紊。其间名儒通学，诸所论叙，往往新出，非可悉载。今抄魏氏以后经国诞章，以备此志云。
魏文帝虽然接受的是束漠的禅让，但认为夏朝的历数符合天然规律，所以黄初元年下诏说：“孔广盲称‘施行夏代的历法，乘坐商代的车辖，穿戴周代的冠冕，音乐则用《韶舞》。’这是圣人集中各代的美好事物，为后代帝王确立制度，《传》说‘夏代的历数符合天然规律’．，朕上：承唐尧、虞舜的帝运，至于历法，应当依照虞舜、夏代的成例。诸如改易徽号，变换器械．制定礼乐，更改服装颜色，使用牲币等，自然应当按照土德的要求。每年四季的第三个月，服饰用黄色十八曰，腊祭选在丑，祭牲用白色，装饰节旄，自然应当用赤色，但是节幡则要用黄色．其余郊祀天地四季朝会的服色，应按汉代的规定。宗庙所用服色，一律如同《周礼》所载．”尚书令桓阶等人上奏：“根据夏代人统、商代地统、且伐天统周而复始的意义，我国家上承漠代人统之后，应当接受为地统，祭祀所用牺牲应当用白色，如今依从汉代十三月为止，则牺牲品色不能单独改变。如今新建皇统，应当遵照古典先代的成法，以遵从天命，但祭告历法及所用祭牲品色等，一律不改变，这不能表明革命的意义。”诏令说：“服色可以按照所奏请的办。其余还是应当像虞灵继承卢奎那样，衹是腊祭选在丑日，这也是圣人的制度。”

魏文帝虽受禅于汉，而以夏数为得天，故黄初元年诏曰：“孔子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圣人集群代之美事，为后王制法也。《传》曰‘夏数为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于正朔，当依虞、夏故事。若殊徽号，异器械，制礼乐，易服色，用牲币，自当随土德之数。每四时之季月，服黄十八日，腊以丑，牲用白，其饰节旄，自当赤，但节幡黄耳。其余郊祀天地朝会四时之服，宜如汉制。宗庙所服，一如《周礼》。”尚书令桓阶等奏：“据三正周复之义，国家承汉氏人正之后，当受之以地正，牺牲宜用白，今从汉十三月正，则牺牲不得独改。今新建皇统，宜稽古典先代，以从天命，而告朔牺牲，壹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义也。”诏曰：“服色如所奏。其余宜如虞承唐，但腊日用丑耳，此亦圣人之制也。”
明帝登上皇位，便有改革历法的意向，由于朝廷对此事的议论多有异同，因而持疑不决。过了好久才下诏说：“黄初年间以来，诸位儒士共同讨论历法问题，有人以为改革历法为宜，有人以为不改革为当，意向相互驳异，至今没有决定下来。朕在柬宫时便听说了这件事，私意常常以为《春秋》，通释三统，为后世帝王所取法。年始月初各随时变化颜色，没有沿袭不变。自力：帝、三王以下，或者父子相继，血脉相承却德行不一；或者如虞舜受试大麓，继承文祖之业；或者兴兵出征，替天诛伐。虽然所处时代不同，步骤不一。然而无不改变历法，使用特定服色，体现礼乐制度，以显示接受天命的符瑞．由此看来，何必以为不改革历法就是正确的，”

明帝即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议多异同，故持疑不决。久乃下诏曰：“黄初以来，诸儒共论正朔，或以改之为宜，或以不改为是，意取驳异，于今未决。朕在东宫时闻之，意常以为夫子作《春秋》，通三统，为后王法。正朔各从色，不同因袭。自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继，同体异德；或纳大麓，受终文祖；或寻干戈，从天行诛。虽遭遇异时，步骤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用服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由此言之，何必以不改为是邪！”
于是公卿以官贝广泛开展议论．侍中高堂膛说：考查自古代建立礼乐制度以来，凡是帝王的兴起，不论是接受禅让还是通过武力登帝王之位，都要改革历法，以此来体现大道，安定民心。《易》说：“《革》卦，人为，因正确而大大受益．”“得到人们相信，改革是吉利的。”“汤武革命，顺应天命．合乎人愿。”其意义是，水火要轮换使用，相当于说凡为帝王者必定要改革历法变换服色。《易通卦验》说：“为帝王者必定改变卜朔，更易服色，以顺应天地三气三色的变化，”《书》说：“若稽古帝舜名叫重华，建立尚黄制度授受政务改革历法。”最初“壶阻区以十一月为止，以赤缯荐玉。高辛氐以十二月为正，以白缯荐一五。，”《尚书传》说：“堡童确定钟石，讨论人的声音，自追涉到鸟兽声音，都与以前不同。所以更改四时，改革尧帝的历法。”《诗》说：“一之曰寒风劲吹，二之寒气袭人，三之曰修整好农具。”《传》说：“一之口，指周代止月，之曰，指殷代止月，三之曰，指夏代止月，”《诗推度灾》说：“如果有继承周代而兴起的帝王，即使百世之后，也可推而求之．用前代的检验后代的，文明与质朴相因袭，法度相互变革。三正而复始，便是止色，二正而复始，便是文质相因。”用前代检验后代，意指轩辕、高辛、夏后氏、汉都是以十三月为一年之始；少吴、有唐、有殷都是以十二月为一年之始；高阳、有虞、有因都是以十一月为一年之始。后来虽然过了百代，都是以前代三止而复始。《礼记．大传》说：“圣人南面而治理天下，必定要核正度量，考定制度，改单历法，变易服色，创立徽号。”《乐稽曜嘉》说：“禹将接受王位时，天象大变，疾风暴雨，以表明将离开虞灵而迎来夏伐。因此，舜、禹虽然是和平接受弹让，仍然要制定礼乐，改革历法，以便顺应天时和服从民意。夏代以十三月为卜月，效法万物的开始，其色崇尚黑。殷代以十二月为正月，效法万物的嫩芽，其色崇尚白。周代以十一月为正月，效法万物萌芽生长状态，其色崇尚赤。能够观察物类，能够厘正其本，那么，山岳江河就可以致云雨，四李和谐，五谷丰登，麒麟凤凰来集。”《春秋》记载：“十七年夏六月甲子初一，出现日良、”《传》说：“相当于夏历四月，即是孟夏”《春秋元命苞》说：“帝王接受天命，昭然明察天地之理，所以必定移动居住位置，更改称号，革新历法，变易服色，以表明天命授予圣人的法宝，质文一再改易，穷尽则继续承前，周遍则重新开始，历法改革则天命就会显示出来。”凡是典籍所记载的，遂不止这些，衹是略举：大端，也足以说明其中的道理。

青龙五年，山茌县言黄龙见。帝乃诏三公曰：
青遣五年，山茌县报告说黄龙出现。皇帝于是诏令三公说：过去伏牺氏继承天意而为民工，开始据有木德，为百代之首。从此以后，统治民众，开国继统者，都应验了受命历数的时期，掌握皇位迁移兴亡的运历，继承天意而革故鼎新，理顺制度。即使是炎、黄、少昱，题玺、童王，唐、虞、夏后，世系相承袭，同源共祖，仍然预先明确显示所接受的运历，说明天人抛弃与支持的符瑞，无不革新制度，改定礼乐，延请诸侯牧伯，颁赐圭璧等瑞信，使之焕然灿烂而可传述于后世至于正朔之事，应当明确表示改革，以表示改朝换代，为何要怀疑这么做不对呢。文皇帝即位之初，百事草创，便沿袭漠代止朔，不改革其传统。朕在束宫，直至即位，常常阅览书籍，综览公卿的议论。凡说三统相互变革的事，有明文记载；说虞、夏相互因袭的事，没有明确的记载。《历志》说：“天统的开始在子月，万物萌芽而显赤色；地统的开始在丑月，万物生化而显白色；人统的开始在寅月，万物长成而变黑色．”衹要含有生气，就会由微而着。所以太极在天上运转三辰五星，元气在地下运转三统五行，升降周旋，终而复始，这说明天地与人是相通的。仲尼作为大圣之才，效法尧、舜，模仿文王、武王，制作《春秋》，探究人事，以摸索百王典则的规律。所以逢三止之月，每月称王，以表明三正轮流更迭为首．。效法尧、舜，用以论述三正，那么，其明显的意义，岂衹在于殷、周而已呢。朕以渺小之身，继承帝业，既不能发扬上古圣人的遣风，彰显先帝的美德，又使王化之教废弛的方面不能恢复，帝国典制残缺的部分不能弥补，美好的德行没有彰显，也不能甘心巴。

昔在庖牺，继天而王，始据木德，为群代首。自兹以降，服物氏号，开元著统者，既膺受命历数之期，握皇灵迁兴之运，承天改物，序其纲纪。虽炎、黄、少昊、颛顼、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袭，同气共祖，犹豫昭显所受之运，著明天人去就之符，无不革易制度，更定礼乐，延群后，班瑞信，使之焕炳可述于后也。至于正朔之事，当明示变改，以彰异代，曷疑其不然哉！
如今推算三统的次序，魏得地统，应当以建丑之月为一年之始。考查群书，此义很明显。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车马服饰崇尚黄色，祭祀用品用白色，战事乘黑头的白马，创建大赤的旗帜，朝会建立大白的旗帜。春夏秋冬孟仲季月，虽然与止常岁月不同，至于郊祀迎气，杓、祀、燕、尝，巡狩、搜田，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开启与关闭，颁宣时令，中气的早晚，敬授民时，诸如此类，都以正岁斗建之月为节。这种历数的次序，才是上与先圣合符同契，重规叠矩啊。如今遵守这种意义，才勉强可以显扬祖宗创造帝业之基，推崇有魏革故鼎新的命运。号呼诸位王公群臣，百官卿士，各尽职守，勤勉不怠，以使天德永远。司徒负责颁布，使天下都能闻知，以使朕心意达于民心。

文皇帝践阼之初，庶事草创，遂袭汉正，不革其统。朕在东宫，及臻在位，每览书籍之林，总公卿之议。夫言三统相变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者，无其言也。《历志》曰：“天统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统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统之正在寅，物成而黑。”但含生气，以微成著。故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登降周旋，终则又始，言天地与人所以相通也。仲尼以大圣之才，祖述尧、舜，范章文、武，制作《春秋》，论究人事，以贯百王之则。故于三微之月，每月称王，以明三正迭相为首。夫祖述尧、舜，以论三正，则其明义，岂使近在殷、周而已乎！朕以眇身，继承洪绪，既不能绍上圣之遗风，扬先帝之休德，又使王教之弛者不张，帝典之阙者未补，亹亹之德不著，亦恶可已乎！
考查车马服饰崇尚黄色的原因，是以土行为根据。祭祀用品及旗帜等，全用殷代礼制，这是行用殷代历法的缘故。《周礼》巾车职掌，“树立大赤旗用于朝会”“树立大白旗用于战事”，这便是周代用正色之旗朝会，用先代的旗帜赴战事。魏用殷代礼制，改变周代礼制，所以树立大白旗朝会，用大赤旗赴战事。明帝又下诏说：“以建寅之月为一年之始的话，其祭祀用牲选玄色；以建丑之月为一年之始的话，其祭祀牲品用白色；以建子之月为一年之始的话，其祭祀牲品用纯赤色。这便是牲品颜色各从其正月，不随所祭祀月份的阴阳。祭天既然不禁止用玄色，则祭地便不能独独怀疑用白色。祭天地用牲，恐怕不应当标准不同吧?重新议论．”于是议论者各有引经据典的说法，无可适从。又下诏说：“诸位议论所依据的各有参错，如果阳祀用赤色牲，阴祀用黑色牲，又说祭天用黑色，祭地用黄色，如此一来，用牲的意义，就显得说不通了。天地处于至高无卜的地位，用牲应当同时采用所崇尚的颜色，不能专门因为阴阳而有区别。如今祭祀皇皇帝天、皇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庙，都应当用白色．至于别祭五郊，各随从一方颜色，祭祀日月星辰之类用赤色，社稷山川之类用玄色，这样一．来，各方颜色尊卑，阴阳等意义便流畅可通了”

今推三统之次，魏得地统，当以建丑之月为正。考之群艺，厥义彰矣。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戎事乘黑首之白马，建大赤之旗，朝会建大白之旗。春夏秋冬孟仲季月，虽与正岁不同，至于郊祀迎气，礿、祀、烝、尝、巡狞、搜田，分至启闭，班宣时令，中气晚早，敬授民事，诸若此者，皆以正岁斗建为节。此历数之序，乃上与先圣合符同契，重规叠矩者也。今遵其义，庶可以显祖考大造之基，崇有魏维新之命。于戏！王公群后，百辟卿士，靖康厥职，帅意无怠，以永天休。司徒露布，咸使闻知，称朕意焉。
三年正月，皇帝逝世，齐王继位．，当年十二月，尚书卢范上奏：“烈祖明皇帝在今年正月初一离弃万国而去。按《礼》，去世纪念曰不能用乐，这是指春季而言。烈祖明皇帝在建丑之月去世，臣妾的感伤之情，在正月初一这种日子，有过于春季。如今若在这种建丑之月的初一日朝会四方诸侯，接见群臣，摆设盛大乐队，不合乎礼制、”博士乐祥议论说：“正月初一日为元旦接受朝贡，群臣奉贺；五日以后，再设大宴会作乐。”太尉属朱诞说：“现在趁这种应当改革的时机，回过头来修复旧的典则，以建寅之月为岁首，对于制度来说为便当。”大将军属刘肇说：“应当过了正月初一后再举行朝贺大会，明确号令天下，让天下知道在皇帝崩亡之曰不朝会、”诏令说：“阅览所奏，朕内心悲痛欲绝，奈何东何烈祖明皇帝在止月初一去世，每每与皇太后想到此将至，内心悲痛。不能在此日朝见群臣，接受庆贺。初：二朝会，又不合故典。允许还复夏历止月为岁首。虽然违背先帝继承三统的用意，遣也是子孙哀痛之心永在的表现。另外，夏历正朔得天数的地方，就在于以建寅之月为岁首。”

案服色尚黄，据土行也。牺牲旂旗，一用殷礼，行殷之时故也。《周礼》巾车职，“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则周以正色之旗朝，以先代之旗即戎。魏用殷礼，变周之制，故建大白朝，大赤即戎也。明帝又诏曰：“以建寅之月为正者，其牲用玄；以建丑之月为正者，其牲用白；以建子之月为正者，其牲用骍。此为牲色各从其正，不随所祀之阴阳也。祭天不嫌于用玄，则祭地不得独疑于用白也。天地用牲，得无不宜异邪？更议。”于是议者各有引据，无适可从。又诏曰：“诸议所依据各参错，若阳祀用骍，阴祀用黝，复云祭天用玄，祭地用黄，如此，用牲之义，未为通也。天地至尊，用牲当同以所尚之色，不得专以阴阳为别也。今祭皇皇帝天、皇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庙，皆宜同。其别祭五郊，各随方色，祭日月星辰之类用骍，社稷山川之属用玄，此则尊卑方色，阴阳众义暢矣。”
晋武帝泰始二年九月，群公上奏：“唐尧、舜、禹不因为改朝换代而改变制度；至于汤、武，则各自推衍五行之数。宣尼回答为政的询问，便说实行夏代历法，乘殷辖戴周冕，成为百代传诵的话。其用意大概在于济世治国，不着眼于行运。如今大晋继承三皇之迹，跟随舜、禹之后，顺应天意服从民心，受禅于有魏，应当全部遵用前代止朔服色，都如同有虞氏遵从唐尧的故事一样，这于大义来讲是弘大的。’，上奏得到认可。孙盛说：“沿袭旧制，是不止确的。而且大晋为金行，服色崇尚赤色，考查于天道，这违背天道太远了。”及宋接受晋惮，也如魏、晋相更迭一样。

三年正月，帝崩，齐王即位。是年十二月，尚书卢毓奏：“烈祖明皇帝以今年正日弃离万国。《礼》，忌日不乐，甲乙之谓也。烈祖明皇帝建丑之月弃天下，臣妾之情，于此正日，有甚甲乙。今若以建丑正朝四方，会群臣，设盛乐，不合于礼。” 博士乐祥议：“正日旦受朝贡，群臣奉贽；后五日，乃大宴会作乐。”太尉属硃诞议：“今因宜改之际，还修旧则，元首建寅，于制为便。”大将军属刘肇议：“宜过正一日乃朝贺大会，明令天下，知崩亡之日不朝也。”诏曰：“省奏事，五内断绝，奈何奈何！烈祖明皇帝以正日弃天下，每与皇太后念此日至，心有剥裂。不可以此日朝群辟，受庆贺也。月二日会，又非故也。听当还夏正月。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子孙哀惨永怀。又夏正朔得天数者，其以建寅之月为岁首。”
魏明帝初年，司空王朗建议：“古代帝王有在位年数，而无年号，汉代初年也如此。或者有时候中途改变，便有了中元、后元之称。改元是无止境的，中、后等号不足以表示，所以再藉取美好名称，这不是古代的做法。叙述春秋的历史，称隐公元年，则简明易懂。记载汉代历史，称建五元年，则后世难以知晓。应当像古代一样衹称元年而已。”明帝不听从。便下韶说：“先帝即位的元年，便有延康的年号，接受禅位之初也有黄仞的年号。现在采用年号是可以的。”于是尚书上奏说：“《易》说：‘干的作用变化无穷，能使万物各自端正属性和寿命，保持极端和谐，凭着正确得到好处，干凌驾于万物之上，使天下万国都安宁。，宜称为太和元年。”诏令(阙文)。

晋武帝泰始二年九月，群公奏：“唐尧、舜、禹不以易祚改制；至于汤、武，各推行数。宣尼答为邦之问，则曰行夏之时，辂冕之制，通为百代之言。盖期于从政济治，不系于行运也。今大晋继三皇之踪，踵舜、禹之迹，应天从民，受禅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有虞遵唐故事，于义为弘。”奏可。孙盛曰：“仍旧，非也。且晋为金行，服色尚赤，考之天道，其违甚矣。”及宋受禅，亦如魏、晋故事。
甩伐的五礼中，第五为嘉礼。嘉口口《春秋左氏传》说：“置尽问塞公年龄，季娄子回答说：‘在丝堕会盟那年，我的国君出生。’晋侯说：‘十二岁了，是为一终。即一个岁星年完结。国君十五岁而生子。冠礼以后生子，这是符合礼制的。你们国君可以举行冠礼了。大夫如何为你们的国君准备冠礼器具。，武子回答说：‘国君的冠礼必须举行裸享之礼，以金石之乐为之节奏，在先君的宗庙裹举行。如今国君正在行途上，无法备办，请允许假藉兄弟般的贵国备办这方面器具。，晋侯答应了。返回到了卫国，在成公的庙举行丁冠礼，使用丁钟磬，这是礼制要求的。”贾、服的说法都认为人君按照礼制要十二岁举行冠礼。《古尚书》说武王逝世时，成工十三岁。推算武王在庚辰年逝世，周公在壬午年出居东面，在癸未年返回。《礼》记载周公为成王举行冠礼，命令太史祝辞。辞，就是告。是除丧冠礼。周公居东面尚未返回时，成王戴着弁冠以便开启金滕之书，时年十六岁，可见成王年十五除丧服，周公为他举行冠礼后才出居。按照《礼》、《传》的记载，则是天子诸侯最早十二岁，最迟十五岁，必须举行冠礼。《周礼》虽然记有服冕的数目，但没有天子举行冠礼的文字。《仪礼》说：“公侯有冠礼规定，这是夏代末年的产物。”王、郑都以为夏代末年上下相乱，篡权夺位之事由此产生，所以制定公侯冠礼，这是表明没有天子冠礼的确证。大夫也没有冠礼。古代五十岁而后有爵位，何来大夫冠礼?周代人亓十岁而有贤才，便试以大夫职事，仍然衹行士礼。因此卜筮子和卜筮由谁来主持冠礼，在大堂束面台阶上加冠以表示冠者将取代主人成为新的主人，在客位上敬酒，加冠三次，一次比一次尊贵。这都是士礼。然而自汉代以来，天子诸侯，大多采用这种礼制。《志》所说“仪式服从《冠礼》”就是这个意思。汉顺帝的冠礼，又兼用曹褒的新礼。曹裹的新礼如今已不存在。《礼仪志》又说：“皇帝第一次加缁布进贤冠，其次加雀弁、武弁，最后加通天冠，都在高庙举行。王公以下，衹加一次进贤冠而已．”按照这个记载，开始加缁布冠．是遵从古制，在宗庙举行冠礼。魏天子的冠礼衹加一次冠，其理论根据是，士礼加冠三次，加表示有所成就．至于天子诸侯，没有加多少的数目记载，是因为作为继位统治万民的统治者，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岂能再与士礼相同?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凡是圣人之才，仍然要三十而立，何况十二岁的年龄，尚未笃志于学，便说高德已成，无所劝勉，既不合理也不符合实际。魏氏太子二：次加冠，皇子、王公世子才三次加冠。孙毓认为冠加冠都是错的。《礼》醮词说“吉月吉曰”，又说“选择一年的正月，选择一月的吉曰”。鲁襄公在冬月行冠礼，汉惠帝在三月行冠礼，追表明没有固定的月份．后汉以来，皇帝举行冠礼，都在正月。晋咸宁二年秋闰九月，派遣使者为汝南王司马柬举行冠礼，这表明晋代礼制也有并不在岁首举行冠礼的。《礼》记载在庙举行冠礼，魏以来不再在庙举行．然而晋武帝、惠帝为太子举行冠礼，都在庙见面，这也是在庙行礼的仪式。晋穆帝、孝武帝将举行冠礼时，先用币帛等礼品祭告宗庙，结束后又在庙裹会见。

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议：“古者有年数，无年号，汉初犹然。或有世而改，有中元、后元。元改弥数，中、后之号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隐公元年，则简而易知。载汉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则后不见。宜若古称元而已。” 明帝不从。乃诏曰：“先帝即位之元，则有延康之号，受禅之初，亦有黄初之称。今名年可也。”于是尚书奏：“《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宜为太和元年。”诏（缺七字）
晋惠帝作为人子将行冠礼时，武帝亲临前殿，指定兼司徒高阳王司马珪为之加冠，兼光禄勋、屯骑校尉华虞赞唱加冠。东晋诸位皇帝将行冠礼时，金石之乐前一夜便设置好，百官陪位。又预先在殿上铺大床。御府令手捧冕帧簪导衮服，转交给侍中、常侍。太尉加帧，太保加冕。将要加冕时，太尉跪着读祝文说：“吉月吉曰，开始举行冠礼。皇帝肃穆，思考弘大本职。敬顺地遵循天数，按照六合的自然模式行事．遵循祖宗定规，使皇业永传不衰。期望长寿，享此福禄。”加冕完毕，侍中为之系玄鱿。侍中为之脱下绛纱服，换上衮服。冠礼完毕后，太保率领百官奉酒祝寿，王公以下官员三呼万岁，便退场。按照礼仪记载，加一次帧冕便可。

成帝咸康二年，临轩，遣使兼太保领军将军诸葛恢、兼太尉护军将军孔愉六礼备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宫。帝御太极殿，群臣毕贺，非礼也。王者昏礼，礼无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纪》。《谷梁》、《左氏》说与《公羊》又不同，而汉、魏遗事阙略者众。晋武、惠纳后，江左又无复仪注，故成帝将纳杜后，太常华恆始与博士参定其仪。据杜预《左氏传》说主婚，是供其婚礼之币而已。又周灵王求婚于齐，齐侯问于晏桓子，桓子对曰：“夫妇所生若而人，姑姊妹则称先守某公之遗女若而人。”此则天子之命，自得下达，臣下之答，径自上通。先儒以为丘明详录其事，盖为王者婚娶之礼也。故成帝临轩遣使称制拜后。然其仪注，又不具存。
太康八年，有关部门上奏：“婚娶之礼所定纳征礼，天子用黑色和浅红色的布帛，束帛加上珪，马二二驷；王侯用黑色和浅红色的布帛，束帛加．卜璧，乘马；大夫用黑色和浅红色的布帛，东帛加上羊。占代用皮马为贡献物品，天子则加I：谷珪，诸侯则加上大璋．町依照《周礼》将璧改为璋，羊、雁、酒、米、黑色和浅红色的布帛仍按原样。诸侯婚娶之礼加纳采告期亲迎各用帛丘匹，以及纳征马四匹，都让男方自备，衹有璋山官府为之备办送致。”尚书朱整议论说：“按照魏氏售制，工娶妃、公主出嫁的礼仪，天子诸侯用皮马为贡献物品，天子加上谷珪，诸侯加上大璋。汉高后的制度，聘皇后用黄金二二百斤，马十二匹；聘夫人用黄金五十斤，马四匹。魏聘皇后、王娶妃、公主出嫁的礼仪，用绢一百九卜匹。晋朝兴起，旧例用绢三百匹。”诏令说：“公主出嫁由丈夫家主持，小应当都为之备办物品，赐给钱币使之足用即可。仅给予璋，其余如同旧例。”

康帝建元元年，纳后褚氏。而仪注陛者不设旄头。殿中御史奏：“今迎皇后，依昔成恭皇后入宫御物，而仪注至尊衮冕升殿，旄头不设，求量处。又案昔迎恭皇后，唯作青龙旗，其余皆即御物。今当临轩遣使，而立五牛旂旗，旄头毕罕并出。即用旧制，今阙。”诏曰：“所以正法服升太极者，以敬其始，故备其礼也。今云何更阙所重而撤法物邪？又恭后神主入庙，先帝诏后礼宜有降，不宜建五牛旗，而今犹复设之邪？既不设五牛旗，则旄头毕罕之器易具也。”又诏曰：“旧制既难准，且于今而备，亦非宜。府库之储，唯当以供军国之费耳。法服仪饰粗令举，其余兼副杂器，停之。”及至穆帝升平元年，将纳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始更大引经传及诸故事，以正其礼，深非公羊婚礼不称主人之义。又曰：“王者之于四海，无非臣妾。虽复父兄之亲，师友之贤，皆纯臣也。夫崇三纲之始，以定乾坤之仪，安有天父之尊，而称臣下之命，以纳伉俪；安有臣下之卑，而称天父之名，以行大礼。远寻古礼，无王者此制；近求史籍，无王者此比。于情不安，于义不通。案咸宁二年，纳悼皇后时，弘训太后母临天下，而无命戚属之臣为武皇父兄主婚之文。又考大晋已行之事，咸宁故事，不称父兄师友，则咸康华恆所上合于旧也。臣愚谓今纳后仪制，宜一依咸康故事。”于是从之。
成帝咸康二年，皇帝亲临前殿，派遣使节兼太保领军将军诸葛恢、兼太尉护军将军孔愉按六礼备办物品，拜立皇后杜氏。当天入宫。皇帝出临人极殿，群臣都来道贺，这是不符合礼制的。作为帝王的婚娶之礼，礼仪上没有这种仪式。《春秋》记载祭公迎王后在《纪》中。《谷梁》、《左氏》的记载与《公羊》记载又不同．而汉、魏间的历史很多又有缺略。晋武帝、惠帝纳皇后，以及束晋诸帝纳后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所以成帝将纳杜后时，太常华恒才开始与博十们参考制定有关礼仪。根据杜预《左氏传》说主婚，是提供其婚礼的币帛而已。另外周灵王求婚于齐，齐侯询问晏桓子，桓子回答说：“夫妇所生若干人，姑姊妹则称先守某公的遣女若干人。”这便是天子之命，自然可以下达，臣下的回答，径直上通。先儒认为斤明详录此事，大概作为王者的婚娶礼仪。所以成帝亲临前殿派遣使节宣称制命册拜皇后。然而其礼仪记载又没有留存下来。

孝武纳王皇后，其礼亦如之。其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皆用白雁白羊各一头，酒米各十二斛。唯纳征羊一头，玄絺用帛三匹，绛二匹，绢二百匹，虎皮二枚，钱二百万，玉璧一枚，马六头，酒米各十二斛，郑玄所谓五雁六礼也。其珪马之制，备物之数，校太康所奏，又有不同，官有其注。古者昏、冠皆有醮，郑氏醮文三首具存。
等到壬睦乏陉元年，准备娶纳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才开始重新大量征引经传及各种成例，以纠正有关礼仪，极力抨击公羊氏所谓婚礼不称主人的说法。又说：“四海对于帝王来说，无非是臣妾。即使是如父兄那样的亲近关系+如师友那样的贤能之人，也都是纯粹的臣子。推崇三纲的原始，以确定乾坤的礼仪，岂有以天父之尊，而称臣下之命，以娶纳伉俪；岂有以臣下之卑，而称天父之名，以举行大礼。远寻古代礼制，没有帝王采用这种制度；近检史籍，没有帝王这么做过。于情不合，于义不通。考查咸宁二年，纳惶皇后时，弘训太后君临天下，但没有命令皇亲国戚之臣为武皇帝父兄主婚的文字记载．又考查大晋已经举办过的大事，咸宁时代的旧例，没有称呼父兄师友，那么咸康华恒所上奏的礼仪合乎旧制。臣愚意以为今后纳皇后的礼仪，应当完全依照咸康时成例行事。”于是采纳了这一建议。华恒所定六礼，说应当依照汉代旧例及左置已经实行的礼制，这表明华恒还是熟悉前代旧事的，所以工彪之大多遵从咸康旧制，原因在此。惟有娶妇之家，三不用乐，而咸康群臣贺喜为失礼；所以衹是依照咸宁年间的成例奉礼，不再采用贺喜一节。其中告庙入礼版文等礼仪，都是彪之所确定的。详细推论有典制可寻，其纳采的版文玺书说：“皇帝咨询前太尉参军何琦，天地开辟，化生人伦，乃至产生夫妇，以便奉持天地宗庙社稷，求教于公卿，都以为应当遵循旧有典则。如今派遣使持节太常彪之、宗正司区钟依照礼仪纳采．”主人说：“皇帝发下美好的命令，求婚姻于我这浅陋之族，不胜荣幸充数候选。臣堂弟已故散骑侍郎何准的女儿，没有得到应有教导，衣履平常，敬承旧有典章，谨奉所定礼仪。前太尉参军都乡侯粪土臣何琦稽首再拜接受制诏。”其次是问名的版文说：“皇帝说，咨询某官某姓，男女配合，上承天意下续万物，在内廷正位为皇后，必须选择名门望族，尊重旧有典章。现在派遣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按照礼制询问姓名。”宅人说：“皇帝发下美好的命令，使者呆到达这里，隆重地宣布了诏令，询问臣族系名位。臣族女系先臣故光禄大夫雩娄侯何桢的遣玄孙女，先臣故逸州刺史关中侯何惮的曾孙女，先臣故昼丰太守关中侯何散的孙女，先臣故散骑侍郎{坠的遣女。母系出白先臣故尚书左丞宜的外曾孙，先臣故侍中关内侯夷的外孙女．年龄十七．，敬承旧有典章，谨奉所定礼仪。”其次是纳吉的版文说：“皇帝说，咨询某宫某姓，人的意愿龟卜竟然听从，卜辞说贞吉，敬重地遵从典礼。现在派遣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按照礼制纳吉一”主人说：“皇帝发下美好的命令，使者某隆重地宣布丁诏令，说太卜显示吉祥。臣家乃卑鄙陋族，忧虑不堪重托。敬承旧有典章，谨奉所定礼仪。”其次是纳征的版文：“皇帝说，咨询某官某姓之女，有母仪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可以供奉宗庙，永远继承天祚。用上黑色和浅红色的皮帛马羊钱壁，以便体现典礼。现在派遣使持节司徒某、太常某，按照礼制纳征。”主人说：“皇帝发下美好的命令，屈尊求婚于我这浅陋之族，派上公亲自前来，用隆重典礼予以宠待，按照典策所载备办礼物。敬承旧有典章，谨奉所定礼仪。”其次是请期版文：“皇帝说，咨询某官某姓，与公卿商议，隆重卜筮玄龟，无有不吉，敬遵典礼。现在派遣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按照礼制请问吉期。”主人说：“皇帝发下美好的命令，使者某隆重地宣布了诏令，吉期惟有某曰可以迎亲。臣敬承旧有典章，谨奉所定礼仪”其次是亲迎的版文：“皇帝说，咨询某宫某姓，年月吉祥，吉曰惟有某，遵照礼制迎亲。现在派遣使持节太保某、太尉某前来迎接。”主人说：“皇帝发下美好的命令，使者某隆重地宣布了诏令。在吉祥月曰，备办礼物前来迎亲。上公宗卿，兼作副介，近臣之车百辆。臣家乃蝼蚁之族，非分地承受大礼，忧惧战栗，敬承旧有典章，谨奉所定礼仪。”其中的稽首承诏等礼仪都如初次答问一样。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纳妃，六礼文与纳后不异。百官上礼。其月壬戌，于太极殿西堂叙宴二宫队主副、司徒征北镇南三府佐、扬兗江三州纲、彭城江夏南谯始兴武陵庐陵南丰七国侍郎以上，诸二千石在都邑者，并豫会。又诏今小会可停妓乐，时有临川曹太妃服。
孝武帝纳王皇后，其礼仪也如此。其纳辨、问名、纳吉、请期、亲迎，都用白雁白羊各一只，酒米各十、二斛。惟有纳征时用羊一头，黑色和浅红色布帛用帛三匹，绛二匹，绢二百匹，虎皮二张，钱二百万，玉壁一枚，马六匹，酒米各十二斛，这就是塑玄所谓的五雁六礼。其中的珪马仪制，备办物品的数量，比较太康所上奏的，又有不同，官府存有这方面的记载。

晋武帝太始十年，将聘拜三夫人九嫔。有司奏：“礼，皇后聘以谷珪，无妾媵礼贽之制。”诏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于是临轩使使持节兼太常拜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嫔。汉、魏之礼，公主居第，尚公主者来第成婚。司空王朗以为不可，其后乃革。
宋文帝亘塞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纳妃，有关六礼的文字与纳后没有不同。百官上礼。当月壬戌，在左捶毖西堂设宴款待二宫队主副、司徒征北镇南三府佐，扬、兖、江三州纲，彭城、江夏、直谌、垃里、尽陆、庐陆、壶丰七国侍郎以上官员，以及在京都的二干石官员，都出席了宴会。又诏说现在的小会可停止演奏妓乐，因为当时有堕丛曹太妃的丧服。

凡遣大使拜皇后、三公，及冠皇太子，及拜蕃王，帝皆临轩。其仪，太乐令宿设金石四厢之乐于殿前。漏上二刻，侍中、侍臣、冗从仆射、中谒者、节骑郎、虎贲，旄头遮列，五牛旗皆入。虎贲中郎将、羽林监分陛端门内。侍御史、谒者各一人监端门。廷尉监、平分陛东、西中华门。漏上三刻，殿中侍御史奏开殿之殿门、南止车门、宣阳城门。军校、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升殿夹御座。尚书令以下应阶者以次入。治礼引大鸿胪入，陈九宾。漏上四刻，侍中奏： “外办。”皇帝服衮冕之服，升太极殿，临轩南面。谒者前北面一拜，跪奏：“大鸿胪臣某稽首言，群臣就位。谨具。”侍中称制曰：“可。”谒者赞拜，在位皆再拜。大鸿胪称臣一拜，仰奏：“请行事。”侍中称制曰；“可。”鸿胪举手曰： “可行事。”谒者引护当使者当拜者入就拜位。四厢乐作。将拜，乐止。礼毕出。官有其注。旧时岁旦，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门，以禳恶气。《汉仪》，则仲夏之月设之，有桃卯，无磔鸡。案明帝大修禳礼，故何晏禳祭议据鸡牲供禳衅之事，磔鸡宜起于魏也。桃卯本汉所以辅，卯金又宜魏所除也，但未详改仲夏在岁旦之所起耳。宋皆省，而诸郡县此礼往往犹存。
明帝泰始五年十一月，有关部门上奏：“考查束晋以来，太子结婚，纳征，礼仪用玉一块，虎皮二张，不知道是根据什么确定的。或许用虎皮是取其威猛赫赫，用玉是象征德行圆而温润。考寻珪璋既是玉中的佼佼者，豹皮又有威猛显赫的含义，熊熙也是婚礼的吉祥征兆，按照类别取象，也应当同时采用，不知道如何拟定礼文。东置时期，礼制多有缺略，后代因袭旧章，没有时间详细研考。如今典章礼仪，正准备大规模备办。应当以经籍所载为规范，稽考有关旧有典制。如今皇太子结婚，纳征，礼制是否应当用珪璋豹皮熊熊皮请求将此事卜发礼官详细依照经典所记加以考正。如果应当使用，是各用一还是各用二”博士裴昭明建议：“考查周代礼制，纳征，用黑色和浅红色的束帛俪皮。郑玄注说：‘束帛十端。俪，双数。两皮作为庭实，即鹿皮。，置太子纳妃的仪式，‘用虎皮二张’。太元年间，公主纳征，用虎豹皮各一具．，岂能说婚礼不分王公的尊卑，所以才取虎豹的皮以便尊重其事呢。虎豹皮虽然好看，但征礼不采用。熊熊虽然吉祥，但婚典并不涉及。珪璋虽然美丽，但用途各有不同。如今帝道弘明，光宗耀祖，作为皇储聘纳妃子，应当按照经典所载办理。凡是各种不合经典的谬误礼制，都应当详加审定。虽然礼制各代不同，或文华或质朴，但郑玄作为一代儒宗，既然已有明文论说，那些守文浅见，大约便有疑问了。兼太常丞逊邈议论认为：‘聘币的礼仪，增加与减省衹在于理解意义不一，历代行事，都是取法于士婚礼。至于珪璋的应用，实际如同玉璧之品，采用豹皮的丽纹，含义同于虎皮纹饰，熊显表示吉祥，寄托着繁衍后代的美意。如今皇储崇聘妃子，礼制上应当以远古为准则，有关皮玉等美物，应当全数备办。《礼》称束帛俪皮，则珪璋数量应当同于玉璧数，熊熊及纹豹，各应用二二头。’长兼国子博士虞稣议论说：‘考查《仪礼》所载纳征，衹说用黑色和浅红色的束帛杂皮而已。《礼记。郊特牲》说虎豹皮与玉璧，不是虚作。则虎豹皮，显然可以用两张，珪璧还足仍旧各用一为好。’参考孙说、虞稣二位的议论并无不同，如今增加珪璋各一，豹熊罢皮各二，认为虞稣的建议比较允当。”诏令同意。

晋江左注，皇太子出会者，则在三恪下、王公上。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升在三恪上。魏制，蕃王不得朝觐。明帝时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为常。晋泰始中，有司奏：“诸侯之国，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为二番，三岁而周，周则更始。若临时有解，却在明年。来朝之后，更满三岁乃复，不得从本数。朝礼执璧如旧朝之制。不朝之岁，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国，其有授任居外，则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礼，亦无朝聘之制，此礼遂废。
凡是派遣大使封拜皇后、三公，以及为皇太子举行冠礼和封拜藩王，皇帝都要亲临前殿。其仪式是，太乐令在前一天摆设余石四厢之乐于殿前。时间到了凌晨二刻，侍中、侍臣、冗从仆射、中谒者、节骑郎、虎贲，旄头遮列，五牛旗等都进入。虎贲中郎将、羽林监分别侍立端门内两侧。侍御史、谒者各一人监护端门。廷尉监、乎分别侍立塞西中华门。时间到了三刻，殿中侍御史启奏打开殿的殿门、南止车门、宣阳城盟。军校、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散骑侍郎走：殿堂分列在御座两旁。尚书令以下应当进阶的人员依次而入。治礼官引领大鸿胪进入，陈列九宾。时间到了四刻，侍中卜奏：“外面已准备完毕。”皇帝便穿着衮冕之服，登上太堑巡，面临前殿南面。谒者走上前向北面一拜。然后跪下启奏：“大鸿胪臣某稽首说，群臣已各就各位谨禀告。”侍中代皇帝宣制说：“可以。”谒者唱赞下拜，在位者便都跟着二二拜。大鸿胪口中称臣一拜，然后仰头启奏：“请求开始仪式。”侍中代皇帝称制说：“可以。”鸿胪便举起手来说：“可以行礼了。”谒者便引领护卫各位负有使命者应当入拜者各就拜位。这时四厢音乐响起。将要开始行拜礼时，音乐便停止了．礼仪完毕后出来。官府有这方面的详细记载。

正旦元会，设白虎樽于殿庭。樽盖上施白虎，若有能献直言者，则发此樽饮酒。案《礼记》，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饮酒，师旷、李调侍，鼓钟。杜蒉自外来，闻钟声曰：“安在？”曰：“在寝。”杜蒉入寝，历阶而升，酌曰：“旷饮斯。”又酌曰：“调饮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饮之。降，趋而出。平公呼而进之曰：“蒉，曩者尔心或开予，是以不与尔言，尔饮旷，何也？”曰：“子卯不乐，知悼子在堂，斯其为子卯也大矣。旷也，太师也。不以诏，是以饮之也。”“尔饮调，何也。” 曰：“调也，君之亵臣也。为一饮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饮之也。”“尔饮，何也？” 曰：“蒉也宰夫，唯刀匕是供，又敢与知防，是以饮也。”平公曰；“寡人亦有过焉。酌而饮寡人。”杜蒉洗而扬觯。公谓侍者曰：“如我死，则必无废斯爵。”至于今，既毕献，斯扬觯，谓之“杜举”。白虎樽，盖杜举之遗式也。画为虎，宜是后代所加，欲令言者猛如虎，无所忌惮也。
过去每年元旦，常常设置苇茭桃梗，分别在宫门及百寺门肢解鶸，用以驱除恶气。《汉仪》的记载，则是仲夏之月设置，有桃木刻制的辟邪饰物，没有肢解鹳的做法．考查明帝大兴驱除恶秽的礼仪，所以何晏禳祭的议论根据鸡牲供给攘衅之事，断定磔鸡的仪式应当是起源于魏。桃卯本来是漠代所推崇的，卯金又应当是魏代所弃除的，衹是不知道将仲夏设桃卯的仪式改在…年的开始的原因。宋都省去了这些仪式，但各郡县却往往保留这些习俗。

汉以高帝十月定秦旦为岁首，至武帝虽改用夏正，然朔犹常飨会，如元正之仪。魏、晋则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贺，因小会。其仪亚于岁旦，晋有其注。宋永初元年八月，诏曰：“庆冬使或遣不，役宜省，今可悉停。唯元正大庆，不得废耳。郡县遣冬使诣州及都督府者，亦宜同停。”
前代聘享的礼仪，虽然多见于经传，但泞尾不全。《叔孙通传》记载他所制定的汉代元会仪式，纲一粗备，应用于现在．义显得不周备．魏国当初建立时，各种制度多有欠缺，所以黄初三年，才开始施行奉璧朝贺的礼仪。何承天说，魏国的元会礼仪没有保存下来的。考查何桢《许都赋》说：“元旦举行盛大飨会，在西南筑起培场。旗帜帷幕高扬华丽，飞檐广字弘大幽深。”王沈《正会赋》又说：“华丽的帷幄映衬着飞云，红色的帐幕张挂在前庭。在两阶间连接上黑色帷幕，象征着帝宫的峥嵘。在和门延请百官，不论尊卑都手捧圭璋。”由此可见大飨都在城外，不在宫内．臣考查魏司空王朗奏事说：“旧例，正月初一，朝贺。殿下设两百华灯，对称地放在两列台阶之间．端门设庭燎火炬，端门外设五尺、三尺灯。月照星明，虽然是夜晚却如同白昼．”如此看来，就不在城外了。何、王二赋所言元旦宴会，本不在洛阳。何说《许都赋》，当时在许昌。工赋又说“在束巡时接见四国诸侯”，也是写的注昼元旦宴会。

孙权始都武昌及建业，不立郊兆。至末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南郊，其地今秣陵县南十余里郊中是也。晋氏南迁，立南郊于巳地，非礼所谓阳位之义也。宋武大明三年九月，尚书右丞徐爰议：“郊祀之位，远古蔑闻。《礼记》‘燔柴于太坛，祭天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汉初甘泉河东禋埋易位，终亦徙于长安南北。光武绍祚，定二郊洛阳南北。晋氏过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议，纷然不一。又南出道狭，未议开阐，遂于东南巳地创立丘坛。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谓。今圣图重造，旧章毕新，南驿开涂，阳路修远。谓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博士司马兴之、傅郁、太常丞陆澄并同爰议。乃移郊兆于秣陵牛头山西，正在宫之午地。世祖崩，前废帝即位，以郊旧地为吉祥，移还本处。北郊，晋成帝世始立，本在覆舟山南。宋太祖以其地为乐游苑，移于山西北。后以其地为北湖，移于湖塘西北。其地卑下泥湿，又移于白石村东。其地又以为湖，乃移于钟山北京道西，与南郊相对。后罢白石东湖，北郊还旧处。
晋武帝时代，重新制定元旦朝会的仪式，现存《咸宁注》即是。傅玄《元会赋》说：“考查夏伐帝王的遣训，综述商、周二代的典制，采集羞、选时代的旧礼，以制定元旦朝会的仪式。”由此可见是杂采各代礼仪而成。《咸宁注》记载，在正月一日前，管理宫殿的人员在前一便在端置外设王公卿校的便座，大乐鼓吹官员又在前一日设四厢乐及牛马帷合于殿前。夜漏还剩十刻时，群臣齐集，庭燎点燃。奉上贺谒报，又奉上贺皇后的表章。返回时从云龙束中华门进入谒见，到达束阁下的便座。夜漏还剩仁刻时，有关官吏乘车及百官和受贽郎宫下至计吏，都进入，到达丹陛部站立。在陛下的侍卫者，仪式如同皇帝亲临前殿一样。夜漏还剩五刻时，谒者仆射、大鸿胪各亡奏说：“群臣已经就位坐定．”午夜，侍中奏：“外面准备完毕．”皇帝这才出来。钟鼓齐鸣，汀官都拜伏在地。太常引导皇帝登上御座。钟鼓停止。百官起来。大鸿胪跪着奏道：“请开始朝贺。”治礼郎大声唱赞：“皇帝延请藩王上殿一”大鸿胪跪着唱赞：“藩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次拜贺。”太常报：“藩王都登上殿来，”谒者引导上殿，站在御座前．、皇帝起来，诸王再次下拜皇帝坐下，诸王又再次下拜。跪着将玉璧放置在御座前，又再次下拜，礼仪完毕，谒者引导下殿，回复到各人位次。治礼郎引导公、特进、包织南单于于、金紫将军等站在大鸿胪西面，中二厂石、二千斤、千石、六百石在大行令西面，都面向北拜伏在地．大鸿胪跪着唱赞道：”太尉、中干石等奉献璧皮帛羔雁雉等，再次拜贺。”太常唱赞道：“皇帝延请诸村卜殿。”治礼郎引导公以及金紫将军等上殿，站在御座前．皇帝起来，都再次下拜。皇帝坐下，诸臣又再次下拜：跪着将璧皮帛放置在御座前，又再次下拜。礼仪完翠，谒者引导下殿，回到各人位次王公放置玉璧成礼时，大行令都要唱赞，殿下中二千石以下部与此一样。礼仪完毕，将礼物授予受蛰郎，受贽郎则将璧帛交付给谒者，羔雁雉交付给太’自．。太乐令跪着请奏雅乐．依次演奏音乐．、乘黄令便推出车来。皇帝随之上车退入后殿，百官都坐下。上水六刻，诸蛮夷胡客依次进入，都：二拜完毕，坐下。皇帝进去三刻后，再次出来。钟鼓齐鸣。谒者仆射跪着奏道：“请群臣上殿。”褐者引导王公以及二千石等官员上殿．千石、六百石官员停留在本位、谒者引导王上来恭敬地酌满寿酒，跪着授予侍中。侍中跪着将寿酒放置在御座前。王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自己倒满酒，放在座位前。谒者跪着奏道：“藩王臣某等奉觞再拜，敬祝皇上千万岁．”侍中说：“觞已奉上。”百官伏在地上称呼万岁。四厢乐器齐鸣。百官再次下拜。饮酒完毕，又再次下拜。谒者引导诸王等回到本位。陛者传呼就席，群臣都跪着答应。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各自到殿上敬一寿酒，登歌乐起，太官令又行御酒。御酒被抬上台阶，太官令跪着将酒授予侍郎，侍郎跪着送到御座前。然后给百官酌酒。太乐令跪着上奏：“演奏登歌，”连续三次。完毕，才来。太官令跪着请示御饭送到陛下，群臣都起立。太官令手捧羹汤跪着授予司徒；手捧饭食跪着授予大司农；尚食手捧案桌都授给侍郎，侍郎跪着送到御座前。群臣各就席位．太乐令跪着土奏：“请用餐．奏乐。”太官将百官饭案一一送到。吃完后，太乐令跪着上奏：“请求表演舞蹈。”舞蹈依次表演．鼓吹令又上前跪着奏道：“请求众伎依次进来。”于是召来诸郡计吏上前，在阶下授子敕戒。宴乐完串，谒者一人跪着奏道：“请停罢退席。”钟鼓齐鸣，群臣面向北二拜然后出来。东晋又随事设立席位，大致上也没有大的不同。南朝宋建立后，大多沿用旧的礼仪，所增减的部分叮想而知。

魏文帝诏曰：“汉氏不拜日于东郊，而旦夕常于殿下东面拜日，烦亵似家人之事，非事天郊神之道也。”黄初二年正月乙亥，朝日于东门之外。按《礼》，天子以春分朝日于东，秋分夕月于西，今正月，非其时也。《汉郊祀志》，帝郊泰畤，平旦出竹宫东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此为即用郊日，不俟二分也。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朔，朝日于东郊，八月己丑，夕月于西郊，此古礼也。《白虎通》：“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此其义也。《尚书大传》，迎日之词曰：“维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维予一人。某敬拜迎日于郊。” 吴时郎陈融奏《东郊颂》，吴时亦行此礼也。晋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旧车驾朝日，寒温未适，可不亲出。”诏曰：“礼仪宜有常；如所奏，与故太尉所撰不同，复为无定制。间者方难未平，故每从所奏。今戎事弭息，唯此为大。”案此诏，帝复为亲朝日也。此后废。
魏的制度，藩王不能前来朝觐。明帝时有朝觐的，部是由特别恩准来的，不能作为常例．，晋泰始年间，有关部门上奏：“凡是诸侯国，其王公以下来朝觐的，四方各为二番，三年为一轮，周而复始。如果临时有变故，就推迟到次年、来朝之后，过了三年才能再次来朝，不能从来朝这一年算起。朝觐礼仪执璧等如售朝礼仪一样。不是朝觐之年，就各自派遣卿奉礼物朝聘．”奏议得到认可。东晋王侯不住自己的封国，其中如果有接受地方官任职而居住在京城外的，就执行同方伯刺史一样的礼制，也没有朝聘的礼仪，这种礼仪便逐渐废止了。

殷祠，皇帝散斋七日，致斋三日。百官清者亦如之。致斋之日，御太极殿幄坐，著绛纱袍，黑介帻，通天金博山冠。祠之日，车驾出，百官应斋从驾留守填街先置者，各依宣摄从事。上水一刻，皇帝著平冕龙衮之服，升金根车，到庙北门讫。治礼、谒者各引太乐、太常、光禄勋、三公等皆入在位。皇帝降车入庙，脱舄盥，及洗爵，讫，升殿。初献，奠爵，乐奏。太祝令跪读祝文，讫，进奠神座前，皇帝还本位。博士引太尉亚献，讫，谒者又引光禄勋终献。凡禘祫大祭，则神主悉出庙堂，为昭穆以安坐，不复停室也。晋氏又有阴室四殇，治礼引阴室以次奠爵于馔前。其功臣配飨者，设坐于庭，谒者奠爵于馔前。皇帝不亲祠，则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献，太常亚献，光禄勋终献也。四时祭祀，亦皆于将祭必先夕牲，其仪如郊。
元旦的大朝会，设置白虎樽在殿庭。樽盖上画有白虎，如果有人能进献忠直的言论，便给予此樽饮酒。考查《礼记》，知悼子逝世，没有卜葬，晋平公饮酒，师旷、李调侍候，鼓钟齐鸣。杜篑从外面进来，听到钟声后说：“在什么地方?”回答说：“在寝殿。”杜费进入寝殿，拾级而上，倒了一杯酒，说：“师旷，喝了这杯酒。、”又倒了一杯酒，说：“李调，喝了这杯酒。”接着又倒了一杯酒，在堂上向北面坐下自己喝了。然后走下台阶，快步走出寝殿。平公喊他回来说：“杜篑，刚才我以为你可能存心想要启发我，所以没跟你讲话。你要师旷喝酒，为什么?”回答说：“甲广、乙卯是君王忌讳的闩子，不敢奏乐．、现在知悼子还停柩在堂，这比甲子、乙卯那种忌讳的子还要严重。师旷是掌乐的太师，而不把这个道理告诉给您，所以我要罚他喝酒。”“那你要奎调喝酒，又是为什么?”回答说：“李调是您亲近的臣广，可是为了吃喝，就不管您的忌讳．所以我也要罚他喝酒。”“那你自己也喝一杯酒，是为什么?”回答说：“杜篑衹是个宰夫，职责在于摆开宰刀等，却胆敢越职谏诤，所以自己也该罚酒一杯。”平公说：“今天我也有过失，倒酒来罚我饮一‘杯。”杜篑洗净酒杯酌满举起来。平公对侍者说：“如果我死了以后。也一定不要废弃了追只酒杯．”至今，献酒完串，便要扬起酒杯表示敬洁，称为“杜举”。白虎樽，大概是“杜举”的遗留方式．画：白虎，大约是后代加上：的，用意是想让进言者猛如虎，无所顾忌。

晋武帝太始七年四月，帝将亲祠，车驾夕牲，而仪注还不拜。诏问其故。博士奏：“历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庙之礼也。”于是实拜而还，遂以为制。太康中，有司奏议，十一月一日合朔奠、冬烝、夕牲同日，可有司行事。诏曰： “夕牲而令有司行事，非也。改择上旬他日。”案此则武帝夕牲必躬临拜，而江左以来复止也。晋元帝建武元年十月辛卯，即晋王位，行天子殷祭之礼，非常之事也。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应烝祠。中书侍郎范宁奏：“案《丧服》传，有死宫中者，三月不举祭，不别长幼之与贵贱也。皇女虽在婴孩，臣窃以为疑。”于是尚书奏使三公行事。昔汉灵帝世，立春尚斋迎气东郊，尚书左丞殴杀陌使于南书寺，于是诏书曰：“议郎蔡邕、博士任敏，问可斋祠不？得无不宜？”邕等对曰：“按上帝之祠，无所为废。宫室至大，陌使至微，日又宽，可斋无疑。”宁非不知有此议，然不从也。魏及晋初，祭仪虽不具存，江左则备矣。官有其注。
选伐将鱼担十月消灭秦的日子作为。年的开始，到了汉武帝虽然改用夏代历法，但十月初一仍然常常举行飨会，如元曰的仪式一样。魏、晋则在冬至日接受万国以及百官的朝贺，接着便举行小型朝会。其仪式次于元巨大会，晋代宫府有这方面的记载．塞丞切元年八月，诏令说：“庆冬使有时派遣有时停罢，事役应当减省，如今可以全部停止。惟有元曰．大庆，不能废止。郡县派遣冬使到各州及都督府的，也应当同时停止。”

祠太社、帝社、太稷，常以岁二月八月二社日祠之。太祝令夕牲进熟，如郊庙仪。司空、太常、大司农三献也。官有其注。周礼王亲祭，汉以来，有司行事。汉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于国西北戌城地，祠仪比泰社。日月将交会，太史上合朔。尚书先事三日，宣摄内外，戒严。挚虞《决疑》曰：“凡救蚀者，皆著赤帻，以助阳也。日将蚀，天子素服避正殿，内外严警，太史登灵台，伺候日变。更伐鼓于门，闻鼓音，侍臣皆著赤帻，带剑入侍。三台令史以上，皆各持剑立其户前。卫尉卿驰绕宫，伺察守备，周而复始。日复常，乃皆罢。”鲁昭公十七年，六月朔，日有蚀之。祝史请所由，叔孙昭子曰：“日有蚀之，天子不举乐，伐鼓于社；诸侯用敝于社，伐鼓于朝，礼也。”又以赤丝为绳系社，祝史陈辞以责之。社，勾龙之神，天子之上公，故责之。合朔，官有其注。
珏权开始建都武昌和建茎时，没有设立郊祭坛场。到了末年左互元年十一月，祭祀南郊，地点即今天休座逊南十余里的郊中。晋朝南迁后，在巳地设江南郊坛场，这不是礼制所谓阳位的意义。宋孝武大明三年九月，尚书右丞徐爰议论说：“郊祀的位置，自古以来没听说过。《礼记》‘焚烧柴火于泰坛，这是祭天，‘在南郊筑墒场，是为了靠近止南的方位。，汉代初年甘泉河东祭祀的瘗埋改变了位置，最终也迁移到了长安南北。光武帝建立束汉，将二郊定在洛阳南北郊．束晋建立，都改在北郊。等到讨论郊祀的坛场设置问题，莫衷一是．另外南出的道路狭窄，来不及讨论扩大的问题，便于东南巳地创立丘坛。皇宋建立，沿袭而不改．而处在城内，不是城外郊区。如今皇朝重造，革故鼎新，南驿已经开通，阳关大道远达各地。以为应当移郊祭于止午之位，以确定天帝之位．”博十司马兴之、傅郁、太常丞陆澄都同意徐爰的建议、于是将郊坛移至秣陵牛头山西面，正在十一宫的午地．世祖逝世，前废帝即位，以为在原来的地点祭祀更吉祥，便将郊坛移回原地。

晋武帝咸宁三年、四年，并以正旦合朔却元会，改魏故事也。晋元帝太兴元年四月合朔，中书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蚀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诸阴也。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也。案尚书符，若日有变，便伐鼓于诸门，有违旧典。”诏曰：“所陈有正义，辄敕外改之。”
南郊祭祀，皇帝在宫中斋戒七，又清心洁身致斋：曰官员中职掌祭祀物品的也要这样斋戒。致斋的那天早晨，皇帝出临到太极殿帷幄中坐下。穿绛纱袍，戴黑介帧，通天金博山冠。在郊祭的前一日晡时前五刻，查看牺牲。公卿京兆尹众官等都到坛束面就座，太祝史牵牲畜进来．到牌榜前，禀牺令跪着说：“请检查牺牲。”举手说：“肥。”太祝令围绕牲畜一圈，举手说：“充。”太祝令牵牲到厨房。用二个陶钵盛装毛血，其一洒在皇天神座前，另一个则洒在太祖神座前．郊祀那天的凌晨八刻，太祝令送进食品，郎官分配食品．祭牲用小牛二头，群神用牛一头。醴用黑黍与郁金香草酿制的柜鬯酒，藉用白茅．玄酒一酒器，酒器用匏陶，用瓦樽盛酒，用瓦圩斟酒．璧用苍玉。蒯席各床，不设茵蓐。古代席用藁，束晋用蒯。车驾出来，官应当斋戒以及随从车驾沿街预先设置的，各随所职掌的事务到位。上水一刻，皇帝着龙衮，戴平天冠，坐上金根车，到坛东门外。博士、太常引导进入到黑攒．太祝令跪着手持匏陶，以酒洒地。皇帝二拜，起来。群臣都二拜后伏在地上。治礼官说：“起来。”博士、太常引导皇帝到南阶，脱鞋登上坛，到陶缶前洗手．黄门侍郎洗好爵，跪着送给皇帝。执樽郎接过爵，斟上柜鬯酒送给皇帝。皇帝跪着将酒洒在皇天神座前，二拜，起来。其次到太祖配天神的灵座前，手执酒爵跪着洒下，如皇天神座前一样。在南面向北，拜伏一次。太祝令各酌一杯福酒，合放在一个爵中，跪着送给皇帝，：二拜伏地．饮福酒完毕，博士、太常引导皇帝从束面台阶下来，回到南面台阶。谒者引导太常登坛，开始第二：次献酒。谒者又引导光禄登坛，开始最后一次献酒。完毕．各自下来回到本位。太祝送神，跪着手持匏陶，将酒洒在地上。起来。直向南面走出坛门，治礼官举手说话，群臣便二拜后伏在地上。皇帝盘，治礼官说：“起来。”博七跪着说：“祭祀完毕，准备烧柴祭天。”博士、太常引导皇帝来到燎位，在坛的东面台阶，皇帝面向南而立。太祝令用案盛着玉璧牲体爵酒黍饭等食品，登上柴坛摆设好。治礼官举手说：“可以火燎了．”三人手持火炬登上柴坛。火点燃起来．人祝令等人各自走下柴坛。坛东西各二十人，将火炬向柴坛投去，等火烧到一半柴坛倾倒。博士仰头说道：“事情完毕。”皇帝离开便座。撤销戒严。天子如果有事不能出席，则由三公代行祭祀，而由太尉初献，次献和终献，仍然由太常、光禄勋履行。北郊斋、夕牲、进熟，以及乘舆‘官到坛三献，全部如同南郊的礼仪；惟一不同的是事情完毕后，太祝令将牲玉馊物等放置在坎穴内并将玉馊等物放入牲腹内，又将一牲覆盖在祭牲上。治礼官举手说：“可以埋了。”二十人都同时将土铲下。填坎近一半时，博士仰头说：“事情完毕。”皇帝便离开出去了。自从魏国以来，大多由三公代行此祭，皇帝很少出来参加．魏及晋初，有关礼仪虽然没有都保存下来，但对汉代礼制的增损是可想而知的。束晋以后，官府有这方面的记载。

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朝士复疑应却会与否。庾冰辅政，写刘劭议以示八坐，于时有谓劭为不得礼意，荀文若从之，是胜人之一失。故蔡谟遂著议非之曰：“劭论灾消异伏，又以慎、灶犹有错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审，其理诚然也。而云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此则谬矣。灾祥之发，所以谴告人君，王者所重诫。故素服废乐，退避正寝，百官降物，用币伐鼓，躬亲而救之。夫敬诫之事，与其疑而废之，宁慎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于巷党，以丧不见星而行，故日蚀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见星也。今史官言当蚀，亦安知其不蚀乎？夫子、老聃豫行见星之防，而劭废之，是弃圣贤之成规也。鲁桓公壬申有灾，而以乙亥尝祭，《春秋》讥之。灾事既过，犹退惧未已，故废宗庙之祭；况闻天眚将至，行庆乐之会，于礼乖矣。《礼记》所云‘诸侯入门不得终礼者’，谓日官不豫言，诸侯既入，见蚀乃知耳；非先闻当蚀，而朝会不废也。别此，可谓失其义指。刘劭所执者《礼记》也；夫子、老聃巷党之事，亦《礼记》所言，复违而反之，进退无据。荀令所善，汉朝所从，遂使此言至今见称，莫知其谬。后来君子，将拟以为式，故正之云尔。”于是冰从众议，遂以却会。至永和中，殷浩辅政，又欲从刘劭议不却会。王彪之据咸宁、建元故事，又曰：“《礼》云，诸侯旅见天子，不得终礼而废者四，自谓卒暴有之，非为先存其事而徼幸史官推术缪错，故不豫废朝礼也。”于是又从彪之，相承至今。
魏文帝诏令说：“漠代不在束郊拜曰，而早晚却常常在殿下面向东拜曰，烦琐亵渎类似百姓之事，不是敬事天帝郊祭神霞的好方式。”黄初二年正月乙亥，在束门外朝曰。按照《礼》的记载，天广选择春分这一天在束面举行朝曰仪式，秋分在西面举行夕月仪式，现在正是正月，不是举行这种仪式的时候。《汉郊祀志》载，皇帝在泰峙郊祭，清晨出竹宫向东拜揖太阳，当天傍晚向西拜揖月亮。这表明就是借用郊祭之曰，不需等到春分秋分之日。明帝太和元年2月丁亥初一，在东郊举行朝日仪式，八月己丑，在西郊举行夕月仪式，这是古代礼制。《白虎通》载“帝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太阳为兄，以月亮为姐”，这就是朝曰夕月的来历。《尚书大传》载，迎曰的词说：“时间在某年某月上曰。明亮的阳光照于上下，勤劳施于四方，普遍实行美政，惟有我一人。某敬拜迎日于郊。”三国吴郎陈融上奏《束郊颂》，可见吴国时代也举行此种礼仪。晋武帝左尘二年，有关部门土奏：“春分时依照旧例应当请皇帝出席朝El的祭祀仪式，但寒温气候不太适宜，皇上可以不必亲自出席。”诏令说：“礼仪应当有一定之规，如果像所奏那样，与已故太尉所撰定的礼仪便有不同，便是再次没有定制了。以往是因为各地寇难没有平定，所以每次依照所奏。如今战事已经平息，衹有这件事最大了．”考查这一韶令内容，可知皇帝再次亲自出席朝曰祭仪了。此后便废止了。

耕籍之礼尚矣，汉文帝修之。及昭帝幼即大位，耕于钩盾弄田。明帝永平十五年二月，东巡，耕于下邳。章帝元和三年正月北巡，耕于怀县。魏三祖皆亲耕籍。晋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始耕祠先农，可令有司行事。诏曰：“夫民之大事，在祀与农。是以古之圣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庙之粢盛，且以训化天下。近代以来，耕籍止于数步中，空有慕古之名，曾无供祀训农之实，而有百官车徒之费。今修千亩之制，当与群公卿士，躬稼穑之艰难，以帅先天下。主者详具其制，并下河南处田地于东郊之南，洛水之北，平良中水者。若无官田，随宜便换，不得侵民人也。” 自此之后，其事便废，史注载多有阙。止元、哀二帝，将修耕籍，贺循等所上注，及裴宪为胡中所定仪，又未详允。
殷祠，皇帝在宫中斋戒七日，又清心洁身致斋三日．官员中职掌祭祀物品的也要这样斋戒。致斋的那天，皇帝出临到太极殿帷幄中坐下，穿绛纱袍，戴黑介帧，通天金博山冠。举行祠祭的那天，车驾出来，白‘宫中应当斋戒随从车驾或留守以及充任填街需要预先到达者，各随职责行事。上水一刻，皇帝穿戴乎冕龙衮服，登上金根车，到庙的北门止。治礼、谒者各引导太乐、太常、光禄勋、三公等都进入就位。皇帝下车入庙，脱鞋，漱洗及洗爵完毕，登上殿。依次进行初献，奠爵，奏乐．太祝令跪着读祝文，完毕，送到神座前供奉，皇帝回到本位。博士引导太尉进行亚献，完毕，谒者又引导光禄勋进行终献。凡是棉夹大祭，就将神宅都搬出庙堂，按照昭穆顺序安排座次，不再放在室内．晋朝又有阴室殇，治礼官引导到阴室依次摆上供品奠酒祭祀．其中如有功臣配飨的，就设置灵座于庭，谒者奠酒供祭于前．皇帝如不亲自祭祀，就由三公行事，由太尉进行初献，太常进行亚献，光禄勋进行终献一四季的祭祀，也都是在将要进行祭祀之前举行夕牲仪式，其仪式和郊祭一样。

元嘉二十年，太祖将亲耕，以其久废，使何承天撰定仪注。史学生山谦之已私鸠集，因以奏闻。乃下诏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一夫辍耕，饥者必及。仓廪既实，礼节以兴。自顷在所贫耗，家无宿积，阴阳暂偏，则人怀愁垫；年或不稔，而病乏比室。诚由政德未孚，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广，地利多遗。宰守微化导之方，氓庶忘勤分之义。永言弘济，明发载怀。虽制令亟下，终莫惩劝，而坐望滋殖，庸可致乎！有司其班宣旧条，务尽敦课。游食之徒，咸令附业。考核勤惰，行其诛赏；观察能殿，严加黜陟。古者从时脉土，以训农功，躬耕帝籍，敬供粢盛。仰瞻前王，思遵令典，便可量处千亩，考卜元辰。朕当亲率百辟，致礼郊甸。庶几诚素，奖被斯民。”于是斟酌众条，造定图注。先立春九日，尚书宣摄内外，各使随局从事。司空、大农、京尹、令、尉，度宫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亩，开阡陌。立先农坛于中阡西陌南，御耕坛于中阡东陌北。将耕，宿设青幕于耕坛之上。皇后帅六宫之人出种穜之种，付籍田令。耕日，太祝以一太牢告祠先农，悉如祠帝社之仪。孟春之月，择上辛后吉亥日，御乘耕根三盖车，驾苍驷，青旗，著通天冠，青帻，朝服青衮，带佩苍玉。蕃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台武卫不耕，不改服章。车驾出，众事如郊庙之仪。车驾至籍田，侍中跪奏：“尊降车。”临坛，大司农跪奏：“先农已享，请皇帝亲耕。”太史令赞曰：“皇帝亲耕。”三推三反。于是群臣以次耕，王公五等开国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籍田令率其属耕，竟亩，洒种，即櫌，礼毕。魏氏虽天子耕籍，其蕃镇诸侯，并阙百亩之礼。晋武帝末，有司奏：“古诸侯耕籍百亩，躬秉耒耜，以奉社稷宗庙，以劝率农功。今诸王治国，宜修耕籍之义。”然未施行。宋太祖东耕后，乃班下州郡县，悉备其礼焉。
晋武帝泰始七年四月，皇帝将要亲自参加祭祀大典，牵驾出席夕牲仪式，而按照仪式规定返回时不需要再拜。诏令问这么做的原因足什么．、博士上奏说：“历代相沿袭就是这样。”皇帝说：“这不是致敬宗庙的礼仪。”于是下拜然后返回，于是便成为定制。太康年间，有关部门奏议，十一月一日恰好足朔奠、冬熏、夕牲同一日，可令有关部门行事。诏令说：“夕牲这样的仪式让有关部门代行其事，不妥当。改择上旬的其他Q一广。”这表明武帝在夕牲的仪式上必定是要亲自临拜的，而束晋以来便废止了。晋元帝建武元年三月辛卯，登上晋王位，举行天子殷祭的礼仪，这是一件非常事件。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去世在应当举行燕祠的时候。中书侍郎范宁上奏：“考查《丧服》传，如果有人在宫中死亡，三个月不举行祭祀，不论贵贱和老幼都如此。皇女虽然是婴孩，臣私下以为此时照常举行祭礼值得怀疑。”于是尚书上奏派三公代行其事。过去漠灵帝时代，立春尚斋迎气于束郊，尚书左丞在南书寺殴打陌使致死，于是诏书说：“议郎蔡邕、博士任敏，你们认为是否可以继续举行祭祀?是否有所不宜?”蔡邕等回答说：“考查上天的祭祀，无任何事能够让其废止。宫室最大，陌使最小，日期又宽松，无疑可以斋祭。”筵宜并非不知道有这样的议论，衹是不从而已。魏及置初，祭仪虽然没有都保存下来，束晋有关的礼仪则保存完好。官府有这方面的记载。

元帝为晋王，建武初，骠骑将军王导上疏：
曰月运行将交会，太史上奏曰月运行同宫同度。尚书在三日前预先准备，宣告内外，实行戒严。垫虞《决疑》说：“凡是抢救日食，都要戴红色巾帧，以助长阳气。太阳将要食时，天子穿着素服回避正殿，内外戒严，太史登上灵台，伺候日食过程。另外击鼓于门，听到鼓声，侍臣都要戴上赤色巾帧，带剑入殿侍卫。三台令史以上，都持剑立在各自的厅堂门前。卫尉卿驰马环绕宫殿，巡视守备情况，循环不断。直到太阳恢复到正常，才都停罢．”鲁昭公十七年，六月初一，发生日食。祝史官请示所用币，叔孙昭子说：“日食发生时，天子不演奏音乐，在社击鼓：诸侯在社里用币祭祀，在办公处击鼓，这是礼制。”又用赤色丝搓成绳系于社，祝史官陈说语辞加以斥责。社，是勾龙之神，天子的上公，所以要加以斥责。关于合朔，官府有这方面的仪式记载。

夫治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庠序设而五教明，则德化洽通，彝伦攸叙，有耻且格也。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易》所谓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圣王蒙以养正，少而教之，使化沾肌骨，习以成性，有若自然，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后裁之以位，虽王之嫡子，犹与国子齿，使知道而后贵。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学。故《周礼》，乡大夫“献贤能之书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贵士也。人知士之所贵，由乎道存；则退而修其身，修其身以及其家，正家以及于乡，学于乡以登于朝。反本复始，各求诸己，敦素之业著，浮伪之道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则忠，用之莅下则仁，即孟轲所谓“未有仁而遗其亲，义而后其君者也”。
过去选伐壁室年间，将举行元旦止会，而太史上奏说元旦正逢日食，朝廷官员疑惑是否还应当举行元会。共同来到尚书令荀文若府上咨询。当时娄子计吏型助在座，说：“梓慎、裨灶，是古代的良史，仍然占卜水火，错失天时。《礼》载诸侯朝见天子，入门后有四种意外情况不能继续举行礼仪，日食是其中之一。那么圣人留下的礼制，不为变异而预先废止朝礼的情况，或者是灾消异伏，或者是推算有误。”文若以及众人都高兴而听从了他的见解，于是朝会照常进行。食也没有发生。刘助因此而显名，魏史赞美此事而记载了下来。

自顷皇纲失统，礼教陵替，颂声不兴，于今二纪。《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而况如此其久者乎？先进渐忘揖让之容，后生唯闻金革之响。干戈日寻，俎豆不设，先王之道弥远，华伪之风遂滋，非所以习民靖俗，端本抑末之谓也。殿下以命世之资，属当倾危之运，礼乐征伐，翼成中兴，将涤秽荡瑕，拨乱反正。诚宜经纶稽古，建明学校；阐扬六艺，以训后生，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方今《小雅》尽废，戎虏扇炽，节义陵迟，国耻未雪。忠臣义士，所以扼腕拊心；礼乐政刑，当并陈以俱济者也。苟礼义胶固，纯风载洽，则化之所陶者广，而德之所被者大，义之所属者深，而威之所震者远矣。由斯而进，则可朝服济河，使帝典阙而复补，王纲弛而更张；饕餮改情，兽心革面，揖让而蛮夷服，缓带而天下从，得乎其道者，岂难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三苗化，鲁僖作泮宫而淮夷平，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后战。今若聿遵前典，兴复教道，使朝之子弟，并入于学，立德出身者咸习之而后通。德路开而伪涂塞，则其化不肃而成，不严而治矣。选明博修礼之士以为之师，隆教贵道，化成俗定，莫尚于斯也。
魏高贵乡公正五二年三月初一，太史一奏日食而没有发生日食。晋文王当时为大将军，严厉追究史官推算不应验的责任．、史官回答说：“日月相会的时候，或者发生日掩月的情况，或者发生月掩曰的情况。月掩曰，就会出现遮蔽太阳本体，使阳光的影子出现亏缺，所以称为日食。日掩月，则是太阳从月亮}：经过，称为阴不侵阳，虽然曰月相掩但不会出现曰影亏缺的现象。日月相掩而必然出现亏食的道理，目前还没有方法可以预测，因此举行尝筛郊社，出现食就开始祭祀，由此可见前代史官也不能确定是否一定会出现日食。白漠代以来的旧例，以为口食必定出现相交亏缺的情况。每到此时，便警戒百官，以防备日食变故。所以《甲寅诏》记有防备日食的制度，而没有追究失误责任的方法。自古以来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代历法，都没有推算日食的方法，衹有考察疏密的不同而已。自负罪责的条例，来源于本来无术推算历法，不是推算失误之罪。”这才停止了追究。

散骑常侍戴邈又上表曰：
晋武帝咸宁三年、四年，都因元旦正逢日月运行同宫同度而取消元旦朝会，改变了魏的传统做法：

臣闻天道之所运，莫大于阴阳；帝王之至务，莫重于礼学。是以古之建国，教学为先。国有明堂辟雍之制，乡有庠序黉校之仪，皆所以抽导幽滞，启广才思，盖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养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国之大夫耳，兴礼修学于洙、泗之间，四方髦俊，斐然向风，受业身通者七十余人。自兹以来，千载寂漠。岂天下小于鲁国，贤哲乏于曩时？厉与不厉故也。
晋元帝叁婴元年四月日月运行同宫同度，中书侍郎壬啮上奏说：“《春秋》记载日食时，天子在社击鼓，意思是攻击太阴。诸侯在朝击鼓，意思是臣子相攻。考查尚书文符记载，如果太阳有变故，便在各宫门击鼓，这样做有违传统典制．”韶令说：“所陈奏很有道理，速命令外朝更改。”

自顷遭无妄之祸，社稷有缀旒之危；寇羯饮马于长江，凶狡虎步于万里，遂使神州萧条，鞠为茂草；四海之内，人迹不交。霸主有旰食之忧，黎民怀荼毒之痛，戎首交并于中原，何遽笾豆之事哉！然“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况旷载累纪，如此之久邪！今末进后生，目不睹揖让升降之礼，耳不闻钟鼓管弦之音，文章散灭胡马之足，图谶无复孑遗于世。此盖圣达之所深悼，有识之所咨嗟也。夫治世尚文，遭乱尚武，文武迭用，久长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术，自古以来，未有不由之者也。今以天下未一，非兴礼学之时，此言似是而非。夫儒道深奥，不可仓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经。比须寇贼清夷，天下平泰，然后修之，则功成事定，谁与制礼作乐者哉！又贵游之子，未必有斩将搴旗之才，亦未有从军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讲肄道义，使明珠加莹磨之功，荆、随发采琢之美，不亦良可惜乎！
建五元年，太史上奏元旦逢日月运行同宫同度，朝廷大臣们叉怀疑是否应当取消元旦朝会。当时庾冰辅政，将刘劭的见解写在纸上给八坐看，当时有人以为刘劭的见解不符合礼制的意义，直塞羞听从了，是有识之士的一个失误。所以墓谴便写成书面意见加以驳斥说：“刘劭论述灾消异伏，又以为梓慎、裨灶尚且有错误，太史上言也不是必定要正确无误，这是有道理的。但说圣人传下制度，不因为天象变异而预先废止朝礼，这就有错误了。灾异的发生，是用来谴责警告人君的，是帝王所慎重警戒的。所以穿素服废音乐，退避正殿，百官也穿素服，用币祭祀击鼓助威，都是表示亲自救助这种变异．大凡敬戒的事情，与其疑惑而废止，不如谨慎地执行。所以孔十、老子在乡村中助葬，根据丧柩出行不能见到星星的礼制，因此遇到日食便将霞柩停来，说怎能保证不遇上星星呢。如今史官说应当会发生日食，也怎能知道不发生日食呢?孔子、老广预先作好遇见星星的防备，而刘劭废止这种预防，是抛弃圣贤的现成规矩，鲁桓公在乎申曰遇灾，而在乙亥曰举行尝祭，《春秋》讥讽他．，灾．扛既然已经过去，尚且应当追惧不已，因此而废止宗庙的祭祀仪式；何况是听说天象变异将要发生，举行庆乐的朝会，这于礼制来说是背离了。《礼记》所说‘诸侯入门而不能完成礼仪之类，，是指太史没有预言，诸侯已经进入宫殿，此时却发生厂日食；并不是说察先就知道会出现日食，而朝会仍然不停止。刘劭引用造句话，可以说是错误理解了其中的意旨，刘劭所引用的是《礼记》的话；孔子、老了乡村助葬的事，也是《礼记》所记载的，却违背而反行之，是其进退无据的表现。加之荀令的赞同，漠代所遵从，便使此言至今被称道，却不知其中谬误。担心后世人们将会据此拟定礼制，因此加以纠正。”于是座迪听从众人之议，便因此而取消元旦朝会。

愚以世丧道久，民情玩于所习，纯风日去，华竞日彰，犹火之消膏而莫之觉也。今天地造始，万物权舆，圣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运，荡近世之流弊，继千载之绝轨，笃道崇儒，创立大业。明主唱之于上，宰辅笃之于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过之者焉。是故双剑之节崇，而飞白之俗成；挟琴之容饰，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实在所以感之而已。臣以暗浅，不能远识格言，谓宜以三时之隙，渐就经始。
到了丞和年间，殷浩执政，又想按照刘劭的观点而不取消元旦朝会。王彪之根据咸宁、建元的售例，又说：“《礼》所说，诸侯一齐晋见天广，不能完成礼仪而中途废止的情况有四种，自然是中途突然发生的事，不是预先便有其事而侥幸史官推算失误，因此没有预先废止朝见之礼。”于是又听从王彪之的建议，沿用至今。

太兴初，议欲修立学校，唯《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孔氏、《毛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仪礼》、《公羊》、《谷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博士。太常荀崧上疏曰：
耕种籍田的礼制由来已久，汉文帝实行过。及至晅壶幼年登上大位，在钩盾弄田裹耕种籍田。塱壶丞平十五年二月，出行东巡，在．邳耕种籍田。童壹元和三年正月到北方巡视，在筐瑟耕种籍田。委蝈三代帝王都亲自参加耕种籍田的仪式。晋武帝叁始四年，有关部门上奏开始耕种籍田并祭祀先农，可命令有关部门行事。诏令说：“民众的大事，在祭祀与农事。所以古代的圣贤，亲自在帝王籍田裹耕种，以提供郊庙所需的粮食供品，并且用此行动来教化天下民众。近代以来，耕籍仪式衹是在田地裹走几步，空有仰慕古人的名义，并无生产祭品教诲百姓的实际内容，却兴师动众耗费无数。如今要恢复耕籍千亩的制度，要与群官公卿等，亲自实践稼穑的艰难，以为天下表率。主管部门要详细制定有关条例，并在束郊南面、洛水北面，划出黄河以南的一片田地，要求是平坦的有水源的良田。如果没有官田，要随适宜之处交换，不得侵犯民众利益。”从此以后，此事便废止了。史官的有关记载多有缺漏。束晋元、哀二帝，准备恢复耕籍制度，贺循等人所上奏的仪注，及裴宪为胡中所制定的仪制，也不详细得当。

臣闻孔子有云，“才难，不其然乎”。自丧乱以来，经学尤寡。儒有席上之珍，然后能弘明道训。今处学则阙朝廷之秀，仕朝则废儒学之美。昔咸宁、太康、元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门之深博道奥，通洽古今，行为世表者，领国子博士。一则应对殿堂，奉酬顾问；二则参训门子，以弘儒学；三则祠、仪二曹，及太常之职，以得藉用质疑。今皇朝中兴，美隆往初，宜宪章令轨，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圣德钦明，应运登禅，受终于魏。崇儒兴学，治致升平。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告朔班政，乡饮大射，西阁东序，图书禁籍，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是选张华、刘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
元嘉二十年，太祖准备亲耕籍田，因这种仪式长久被废止，便指示何承天拟定仪式。史学生山遂之已经私自收集资料拟定，因此将此事上奏。便下诏令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一夫不耕，必有饥饿者。仓廪充实以后，礼节便会兴起。这些年来，到处贫穷，家无隔宿之粮，天地稍有灾异，则人心极度愁苦；偶尔年景歉收，则百姓困乏不堪。诚然是由于政治与德化没有深入人心，以导致此种弊端，也许还有耕种不广，地有遣利的原因。地方官员劝导无方，民众忘记了勤劳的意义。常常说到要弘济，孝思之念无时不怀．虽然制令屡，终究不能有所惩劝，可是坐等丰收，岂能达到呢。有关部门要颁布旧有条例，务必尽力敦促农课。游食的流民，都要让其就业。考核勤奋与懒隋，奖优罚劣；观察能力的高低，严加甄别予以提拔和黜退。古代根据时节变化观察土地情况，以便教诲农民，皇帝亲耕籍田，恭敬地提供食品。仰观前代帝干，思想遵从其好的典制，应当量择千亩籍田，占吉祥日子。朕要亲自率领百宫，到郊区举行有关礼仪。方可表达诚恳心情，劝导民众。”于是参考众多条例，制定仪式。在立春前九天，尚书宣告内外，各令随职责行事。司空、大农、京尹、令、尉，度量周天十二宫的东南偏东方向的土地八里之外，整理出千亩土地，开辟好田地疆界。在千亩正中阡陌偏西南方向设立先农坛，在正中阡陌偏东北方向设立御耕坛。将要耕籍之前，前一天在耕坛上张挂青色幕帐。皇后率领六宫人员拿出先种后熟和后种先熟的两类谷种，交付给籍田令。耕种之曰，太祝用一太牢告祭先农，都像祭祀帝社一样的礼仪。正月，选择第一个辛日后的吉祥亥曰，皇帝乘坐耕根三盖车，驾苍马四匹，青色旗，着通天冠、青帧、青衮朝服，衣带上佩苍玉。藩王以下直至六百石都穿青色衣服。衹有三台武卫官不参加耕种，不改变服装。车驾出来，众官履行如郊庙一样的礼仪。车驾到达籍田，侍中跪下启奏：“皇帝请下车。”到了坛边，大司农跪下启奏：“先农已经祭祀遇，请皇帝亲自耕种。”太史令唱赞道：“皇帝亲自耕种。”皇帝手推未耜往返三次。然后群臣跟着依次耕种，王公五等爵开国诸侯等往返五次，孤卿大夫往返七次，士往返九次。籍田令率领部下接着耕种。耕完一亩，然后是洒种，覆盖，仪式结束。

《传》称“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自顷中夏殄瘁，讲诵遏密，斯文之道，将坠于地。陛下圣哲龙飞，阐弘祖烈，申命儒术，恢崇道教，乐正《雅》、《颂》，于是乎在。江、扬二州，先渐声教，学士遗文，于今为盛；然方之畴昔，犹千之一也。臣学不章句，才不弘道，阶缘光宠，遂忝非服。方之华、实，儒风邈远；思竭驽骀，庶增万分，愿斯道隆于百代之上，搢绅咏于千载之下。
魏压虽然天子耕种籍田，但其藩镇诸侯等，都没有举行过耕种百亩的礼仪。晋武帝末年，有关部门上奏：“古代诸侯耕种籍田百亩，亲自操持耒耜，以便供奉社稷宗庙，以此劝导百姓勤奋务农。如今诸王治国，应当修复耕种籍田的礼仪。”然而没有施行。宋太祖束耕以后，才颁令各州郡县，都备齐了有关礼仪。

伏闻节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旧员十有九人，今五经合九人。准古计今，犹未中半。九人以外，犹宜增四。愿陛下万机余暇，时垂省览。《周易》一经，有郑玄注，其书根源，诚可深惜，宜为郑《易》博士一人。《仪礼》一经，所谓曲礼，郑玄于《礼》特明，皆有证据，宜置郑《仪礼》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其书精隐，明于断狱，宜置博士一人。《谷梁》简约隐要，宜存于世，置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纲纪乱矣。孔子惧而作《春秋》，诸侯讳石，惧犯时禁，是以微辞妙旨，义不显明，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罪我者其唯《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无不精究。孔子既没，微言将绝，于是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其书善礼，多膏腴美辞；张本继末，以发明经意，信多奇伟，学者好之。儒者称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辞义清俊，断决明审，多可采用，董仲舒之所善也。谷梁赤师徒相传，暂立于汉，时刘向父子，汉之名儒，犹执一家，莫肯相从。其书文清约，诸所发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载，亦足有所订正，是以《三传》并行于先代，通才未能孤废。今去圣久远，斯文将坠，与其过废，宁过而立也。臣以为《三传》虽同一《春秋》，而发端异趣。案如三家异同之说，义则战争之场，辞亦剑戟之锋，于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传其学。
厘伐的礼制，王后率领内外受遇诰命封赐的妇人，到北郊举行养蚕仪式。汉代则是在束郊，这不是古制。委蝈则在北郊，这是依照周代礼制。置朝则在西郊，应当是与籍田对称的方位。魏塞壶童攰匕年正月，命令中宫在北郊举行养蚕仪式。按照鱼诞《后蚕颂》的说法，则是当时连伐的养蚕仪式已经失传，另外经过考证而重新撰定的仪式。等到置代，先蚕仪式大多采用魏国礼法。晋武帝左康六年，散骑常侍华崤上奏：“先王的制度，天子诸侯亲自耕种千亩籍田。王后夫人等则到桑宫亲自参加养蚕。如今陛下凭藉神圣聪明至高仁慈，修复先王的事业，皇后体现出资助众生之德，符合配天的意义，但由于教化之道没有先行一步，致使有关养蚕礼仪尚有缺略。愚意认为应当依照古代礼制，备办这一盛大典礼。”诏令说：“古代天子亲自耕种籍田以便供给祭祀所用食品，王后夫人亲自养蚕以便备办祭祀所用服装。这是为了对祖宗神灵表示孝敬。对世人表示教化。现在籍田已有现成礼制，而养蚕还没有制定礼仪。此前事多务杂，无暇作这方面准备。如今天下无事，应当修复有关礼制以宣示四海。请详细依照古代典制及近代先例，结合当代需要制定。明年施行。”于是派遣侍中成粲拟定有关礼仪。皇后采桑坛设在蚕室西面，帷宫在中门之外，桑林在其束画，先蚕坛在宫外门之外偏东南方向。选取平民之妻六人为蚕母。蚕将要生时，选择吉曰，皇后戴着十二笄，依照汉魏先例，穿着青色衣服，乘坐油盖饰以云母的安车，驾六马。女尚书穿戴貂蝉，佩玺，陪同乘坐，随载筐钩。公主、三夫人、九嫔、世妇、诸太妃、公大夫人、公夫人，及县乡君、郡公侯特进夫人、外世妇、命妇，都戴步摇冠、穿青色衣服，各自载上筐钩随从。蚕桑前一天，蚕宫将新生的蚕放在薄上。到了躬桑即后妃亲自采桑之日，太祝令用一太牢祭祀于先蚕坛。皇后到达西郊，登上坛，公主以下人员陪同站列在坛的束面。皇后面向束采桑，采三条；诸妃公主各采五条；县乡君以下各采九条。将所采桑叶都授予蚕母。回到蚕室。事情完毕之后，皇后返回便座。公主以依次就座，设宴并赐绢各有不同。宋孝武童太塱四年，又举行丁这种仪式。

元帝诏曰：“崧表如此，皆经国大务，而为治所由。息马投戈，犹可讲艺。今虽日不暇给，岂忘本而道存邪！可共博议之。”有司奏宜如崧表。诏曰：“《谷梁》肤浅，不足立博士。余如所奏。”会王敦之难，事不施行。
汉献帝壁画二十二年，魏国在邺城南面建筑泮宫。魏文帝童勿五年，在洛隆设立太学。查工正始年间，型麓上疏说：“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成名者不多。这是由于选拔博士过于轻率，诸生进入太学学习衹是为了逃避徭役，高门子弟，耻于进入其行列，致使太学中没有好学者。虽然有太学的名义，但没有太学的实际内涵，虽然设立了太学的教育，但没有收到太学教育的功效。应当严格选拔博士，选取操行能为人表率，学识堪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们。依照古代方法，让二千石以上子孙，年龄在十五岁，都进入太学。明确制定奖勤罚懒制度，明确昭示荣誉与耻辱的不同道路。”不听从这一建议。晋武帝泰始八年，有关部门上奏：“太学生七千多人，才能堪任四品，请求允许留用。”诏令说：“已经通过试经的人留用，其余派遣回到各郡国。大臣子弟中可以接受教育的，让其入学。”咸宁二年，设立国子学，遣大约是《周礼》所说国家的贵游子弟即所谓国子，从师接受教育的人。太康五年，修建明堂、辟雍、灵台。

成帝咸康三年，国子祭酒袁环、太常冯怀又上疏曰：
孙休永安元年，诏令说：“古代建国，教育先行。是为了教导世人陶冶性情，为时代培养人才。自从建兴年间以来，时事多有变故，吏民大多急功近利，弃农经商，不遵循传统之道。凡是所崇尚的不淳朴，则会伤风败俗。请按照旧制设置学官，立《五经》博士，严格考核所选人士，优厚其待遇。选拔现有吏员中及官员子弟中好学的人，各令其入学从师。一年一次考核，分别其品第，加以学位的奖赏。使经历此事的人为其荣誉而感快乐，使听说此事的人羡慕其荣誉。以便淳朴国家的教化，以便兴起好学风俗。”于是设立学校。

臣闻先王之教也，崇典训，明礼学，以示后生，道万物之性，暢为善之道也。宗周既兴，文史载焕，端委治于南蛮，颂声逸于四海。故延州入聘，闻《雅》音而嗟咨；韩起适鲁，观《易》象而叹息。何者？立人之道，于此为首也。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轲皇皇，诲诱无倦。是以仁义之声，于今犹存，礼让之风，千载未泯。
元帝为晋王时，建武初年，骠骑将军王导上疏说：政治与教化的根本，在于教正人伦。人伦的光明止大，在于设立学校。学校设立而教育方向明确，则道德的教化通行。治国之道也就得到了固定，有耻辱之心且人心驯服。父广兄弟夫妇长幼的次序理顺了，君臣的礼义便稳固了。造就是《易》所说家庭正肃便天下安定了。所以圣贤的君王对蒙童加以正统抚养，对少儿加以正统教育，使之潜移默化，习惯成性，如同自然天性，曰曰向善而远离罪恶，自己却并没有意识到。行为成熟而道德树立，然后给以官爵之位。即使是君王的嫡子，也仍然与其他贵族子弟一样对待，使之懂得为人之道然后才能显贵。圣贤们取才用士，都要先以学行为本。因此《周礼》载，乡大夫“进献贤能的书籍给君王，君王要下拜而后接受”。以此表示尊重知识而显贵士人。人们知道士人之所以显贵，是由于治国理民之道在身。平时在家就会修好其身，修好其身便能影响其家人，家庭修好便会影响及乡邻，在乡中学好便能登朝为官。追溯根本而复归朴素，各人时刻反省自己，使得朴素的禀性显著，浮伪的奸诈之术消失，这都是由于教育达到的结果。所以用这种品格事君就会忠诚，用这种品格对待臣民便会仁慈，即足孟子所说“没有仁慈而遣弃其亲人，忠义而抛弃其君主的”。

畴昔陵替，丧乱屡臻，儒林之教暂颓，庠序之礼有阙。国学索然，坟卷莫启，有心之徒，抱志无由。昔魏武身亲介胄，务在武功，犹尚息鞍披览，投戈吟咏，以为世之所须者，治之本宜崇。况今陛下以圣明临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无虞，江外静谧。如之何泱泱之风，漠焉无闻；洋洋之美，坠于圣世乎！古人有言，《诗》《书》义之府，礼乐德之则。实宜留心经籍，阐明学义，使讽颂之音，盈于京室；味道之贤，典谟是咏，岂不盛哉！
自从前些年国政失去控制，礼制教育废而不行，礼乐仪制之声不作，至今已经有二十多年。传说“三年不习礼制，礼制必然废毁；三年不习乐制，乐制必然崩坏”。何况礼乐不作的时间如此长久了呢?老年人渐渐忘记了作揖谦让的容仪，年轻人祇知道金戈铁马的声音，战争频仍，祭祀废止，距离无王的正道越来越远，奢华诈伪的风气就会滋长，这不是用来教化民众端正风俗，重视农本抑制商末的好事。殿下凭藉世间少有的天资，正当国家倾危的时运，运用礼乐南征北伐，造成中兴的局面，将要荡涤污秽瑕疵，拨乱反正。的确应当遵循古制进行治理，设立学校，宣扬六艺，以教育年轻一代，使文玉亘造的治世之道，从废毁中复兴。如今《小雅》所描述的理想局面完全废弃，戎虏叛乱猖獗，节义之操无人坚守，国耻没有昭雪。忠臣义士，为此而扼腕痛心，礼乐与政刑，应当同时运用以治理乱世。如果礼义深入人心，社会风气淳朴，那么教化陶冶的范围就广阔，道德影响的作用就弘大，正义所感动的程度就深入，权威所震撼的距离就久远。由此而进一步，便可收复黄河以北，使帝业阙失之处得到恢复，国家政治秩序从混乱中重新得到更张，使野蛮之人改变情性，禽兽之人洗心革面，实行礼乐文治而蛮夷驯服，不穿武服而天下听从，衹要政治之道得当，岂有难事存在。因此有虞通过表演礼乐舞蹈而使三苗归顺，鲁僖公建造泮宫而使淮夷平定，齐桓公、晋文公的称霸，都是先运用礼乐教化而后运用战争手段。现在如果遵循前代典制，复兴文教，让朝廷官员子弟，都进入学校，想立德出身为官者都通过学习而通晓礼乐之道。立德之路开启而诈伪之途便会自然闭塞，那么教化治世之道便会无需威肃而成功，无需严厉而大治。选拔聪明博通而修习礼乐的儒士为教师，崇重教育显贵师道，教化成功而风俗淳定，没有比这更加高明的了。

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议立国学，征集生徒，而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军兴罢遣，由此遂废。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开置学官。教曰：
散骑常侍戴邈又上书说：臣下听说天道的运行，没有比阴阳规律更大的；帝王的首要任务，没有比礼乐教育更迫切的。所以古代建立国家，教育先行。京城有明堂辟雍等制度，乡村有庠序学校的仪式，都是为了选拔和教导年轻人，启发其才思。六十四卦中有《困》、《蒙》的悔恨之辞，这是君子大养正的功夫。过去孔子作为列国的大夫，在洙、泗之间兴礼办学，四方老幼，不约而同地前去求学，接受教导而成为通学之士的有七十余人。从此以后，千余年来这种事业寂然无闻，难道是如今的天下比鲁玺小，贤能之士比过去少，原因在于是否有志于此道。

人情重交而轻财，好逸而恶劳。学业致苦，而禄答未厚，由捷径者多，故莫肯用心。洙、泗邈远，《风》、《雅》弥替，后生放任，不复宪章典谟；临官宰政者，务目前之治，不能闲以典诰。遂令《诗》、《书》荒尘，颂声寂漠，仰瞻俯省，能弗叹慨！自胡夷交侵，殆三十年矣。而未革面响风者，岂威武之用尽，抑文教未洽，不足绥之邪？昔鲁秉周礼，齐不敢侮；范会崇典，晋国以治。楚、魏之君，皆阻带山河，凭城据汉，国富民殷，而不能保其强大，吴起、屈完所以为叹也。由此言之，礼义之固，孰与金城汤池？季路称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为之三年，犹欲行其义方。况今江表晏然，王道隆盛，而不能弘敷礼乐，敦明庠序，其何以训彝伦而来远人乎！魏武帝于驰鹜之时，以马上为家，逮于建安之末，风尘未弭。然犹留心远览，大学兴业，所谓颠沛必于是，真通才也。
自从国家遭受无耻狂妄之徒所造成的祸乱，社会处于倒悬的危难之中，羯族叛寇直打到旦辽边，凶残狡诈之徒横行于万里河山，使得神州大地萧条荒芜，茂草丛生，大好河山，人迹罕见。霸主怀着朝夕的忧虑，民众遭受荼毒的痛苦，敌寇在中原大地上交战蹂躏，怎能顾及到礼乐之事呢!然而“三年不习礼制，礼制必然废毁；三年不习乐制，乐制必然崩坏”。何况礼乐不作的时间如此长久了呢?如今年轻后生，眼不见拜揖谦让升降起伏的礼仪，耳不闻钟鼓管弦的音乐，经籍散灭在胡人马足之下，图谶之学再也没有残存于世．这大概是圣贤之人所深深悼惜，有识之士所常常嗟叹的。大凡治理社会崇尚文教，逢上乱世则崇尚武事，文武交相为用，是久长的治世之道。就好比天地，黑夜与白昼交相更迭，自古以来，没有不经过这样的循环的。如今有人以为天卜还没有统一，不是兴办礼学的时候，这种言论似是而非。大凡儒家理论深奥，不能在短时间内学成，古代的俊贤之士，必须三年才能学通一一经，如果等到平定寇贼，天下太平然后修习礼乐，那么功成事定，谁来参与制定礼乐呢另外贵族子弟，未必有斩将夺旗的才能，也未必有从军征戍的功劳，如果不趁着年轻讲习道义，使明珠加上琢磨的功夫，使荆玉、堕珠发出经过开采雕琢的光彩，不是也很可惜吗。愚意以为社会丧失正气已久，民众的情绪安于所习惯的现状，纯洁之风渐消失，奢华的竞争趋激烈，好比烈火消耗膏脂那样不知不觉。如今重新开始，万物新生，圣朝凭藉神武的德行，遭逢革命的年代，荡涤近世的流弊，继承千载以来的文化传统，笃志道德崇奉儒家，创立大业。圣明的君主在上面提倡，宰辅在下面响应，凡是上面所爱好的，下面必定有更加爱好的。所以双剑之节得到推崇，飞白的风俗便形成了；挟琴的容饰出现后，赴曲的唱和便流行起来。君子之德似风，小人之德似草，实际在于各自所感受的不同而已。臣因为愚昧浅薄，不能理解远见卓识，以为应当抓住日常空闲时间，逐渐兴办教育事业。

今使三时既务，五教并修，军旅已整，俎豆无废，岂非兼善者哉！便处分安学校处所，筹量起立讲舍。参佐大将子弟，悉令入学，吾家子弟，亦令受业。四府博学识义通涉文学经纶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给；皆妙选邦彦，必有其宜者，以充此举。近临川、临贺二郡，并求修复学校，可下听之。若非束修之流，礼教所不及，而欲阶缘免役者，不得为生。明为条制，令法清而人贵。
左兴初年，议论准备修立学校，衹有王氏的《周易》、塑医的《尚书》、孔氏的《古文尚书》、塑匡的《毛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灶压和旦阻的《春秋左传》，各设立博士一人．、其余像《仪礼》《公羊》《谷梁》以及郑氏的《周易》，都减省而不置博士。太常苟崧上疏说：

又缮造礼器俎豆之属，将行大射之礼。亮寻薨，又废。
臣听说壬迂有句话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自从国家大乱以来，经学废坏尤其严重。儒学具有席上之珍的地位，然后才能弘扬儒道古训。如今学校培养不出朝廷所需的俊秀人才，任职朝廷者又缺乏儒学的华美之才。过去咸宁、太康、元康、永嘉年问，侍中、常侍、黄门等官员当中的学识渊博、洽通古今，德行能为世表的人，聘任为国子博士。一则负责在殿堂上应对，以备皇帝顾问；二则参与教育国子学子弟，以弘扬儒学；便于祠、仪两个部门，以及太常等官员，随时问疑解惑。如今皇朝中兴，美好的志向高于以往，应当发扬过去好的传统，遵循祖宗优良典制。

孝武帝太元九年，尚书谢石又陈之曰：
世祖武皇帝圣德高明，上应天命而接受惮位，继承魏国的皇位。崇奉儒学兴办学校，致使社会走向太平。设立明堂，营造辟雍，开始告朔班政，举行乡饮大射，建筑西阁东序，搜集图书禁籍，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塘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等。有关先儒经典古训，诸如买、马、郑、杜、服、孔、王、坦、垄、尹等人，章句传注众家之学，共设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于是选择张华、刘宜为太常之官，以显示对儒教的重视。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翼善辅性，唯礼与学。虽理出自然，必须诱导。故洙、泗阐弘道之风，《诗》、《书》垂轨教之典。敦《诗》悦《礼》，王化以斯而隆；甄陶九流，群生于是乎穆。世不常治，道亦时亡。光武投戈而习诵，魏武息马以修学，惧坠斯文，若此之至也。大晋受命，值世多阴。虽圣化日融，而王道未备。庠序之业，或废或兴。遂令陶铸阙日用之功，民性靡素丝之益，亹亹玄绪，翳焉莫抽，臣所以远寻伏念，寤寐永叹者也。今皇威遐震，戎车方静，将洒玄风于四区，导斯民于至德。岂可不弘敷礼乐，使焕乎可观！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班下州郡，普修乡校。雕琢琳琅，和宝必至；大启群蒙，茂兹成德。匪懈于事，必由之以通，则人竞其业，道隆学备矣。
传称“孔子去世后精妙之言便断绝了，七十位弟子去世后大义便出现谬误”。自从中原丧乱，讲诵儒学之声停息，儒学之道，将要湮灭在地。陛下凭藉神圣登上皇位，弘扬祖宗业绩，重申儒术的使命，恢复道德的教化，正肃《雅》、《颂》之乐，造一切似乎已成现实．红、握二州，首先得到教化，饱学之士和遣文图籍，在当今算是最兴盛的；然而与过去相比，仍然衹是千分之一。臣学识没有弄懂章句，才华不能弘扬儒道，衹是得到皇上格外的恩宠，才得以处在本不应属于我的位置，与张华、刘宫相比，儒雅之风度相差很远，衹希望竭尽全力，衹求能够为国增添万分之一的光彩，衹希望儒学之道比以往百代都要兴盛，让后代儒学之士在千载之后还能歌颂本朝业绩。

烈宗纳其言。其年，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而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国子祭酒殷茂言之曰：
谨听说节省的制度，都是设置三分之二，博士员额旧例是十九人，如今五经博士合起来才九人。按照古制计算现在的设置，仍然没有达到半数。九人以外，尚需增加四人。希望陛下在日理万机之余，时常加以关注．《周易》一经，有郑玄注，此书是根源之书，的确应当深加爱惜，应当为之设置博士一人。《仪礼》一经，是所谓曲礼，郑玄对于礼制特别明悉，都有证据，应当为之设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此书精审深奥，对断狱很有用处，应当为之设置博一卜一人。《谷梁》简约精要，应当使其流传于世，要设置博士一人．，过去周代的衰亡，君上衰弱而受臣下凌驾，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对上目无天子，对下目无方伯，善者无赏，恶者无罚，社会秩序大乱。孔子忧惧而编纂《春秋》，又考虑到诸侯的忌讳嫉妒，害怕触犯时忌，所以委婉其辞，使意义不显明，因此说“赞颂我的可能是因为这部《春秋》，归罪于我的也可能是因为这部《春秋》”。当时左丘明、土星登门亲身接受教导，无不精究其中意义。孔王去世后，《春秋》的精妙之言将要湮没无闻，于是左丘明闭门撰写所受传授而为之作《传》。此书长于叙述礼制，语言美妙，追溯来龙去脉，以阐述经文大义，的确有许多奇伟之处，学者都很喜好它．，儒士们称公羊高亲身接受过子夏的教导，《公羊传》到汉朝立于学官。此书辞义清俊，决断明审，多有可取之处，为董仲舒所称赞。谷梁赤师徒相传，突立于漠，当时型向父子是汉朝的名儒，他们固守一家之言，不肯信从赵梁壶师徒的解说。《毂梁传》文字清新意义简约，其诸多阐述，有的是《左传》、《公羊传》所没有记载的，也足以有所订正，所以《三传》并行于前代，通才不应被单独废弃。如今距离圣贤时代已经久远，有关文献将要失传，与其过度废弃，不如过度置立。臣以为《三传》虽然同是解释一部《春秋》，但各有其长。考查诸如三家异同之说，就意义而言犹如战争各据一方，就文辞而言也是唇枪舌剑，从情理上讲不可能共为一家。博士应当各设一人，以传播其学说。

臣闻弘化正俗，存乎礼教，辅性成德，必资于学。先王所以陶铸天下，津梁万物，闲邪纳善，潜被于日用者也。故能疏通玄理，穷综幽微，一贯古今，弥纶治化。且夫子称回，以好学为本；七十希仰，以善诱归宗。《雅》、《颂》之音，流咏千载。圣贤之渊范，哲王所同风。
元帝诏令说：“荀崧上表所说，都是治国大事，是政治的根本。魏武帝在战争间隙停下马匹放下戈矛，仍讲读六艺。如今虽然曰不暇给，岂能忘记根本而遗弃经典。可以共同广泛讨论这个问题。”有关部门上奏认为应当采纳苟崧的建议。诏令说：“《谷梁》肤浅，不足以设立博士。其余可采纳。”时逢王敦之乱，事情便没有施行。

自大晋中兴，肇基江左，崇明学校，修建庠序，公卿子弟，并入国学。寻值多故，训业不终。陛下以圣德玄一，思隆前美，顺通居方，导达物性，兴复儒肆，佥与后生。自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就存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浑乱，莫此之甚。臣闻旧制，国子生皆冠族华胄，比列皇储。而中者混杂兰艾，遂令人情耻之。子贡去朔之饩羊，仲尼犹爱其礼。况名实兼丧，面墙一世者乎！若以当今急病，未遑斯典，权宜停废者，别一理也。若其不然，宜依旧准。窃谓群臣内外，清官子侄，普应入学，制以程课。今者见生，或年在扞格，方圆殊趣，宜听其去就，各从所安。所上谬合，乞付外参议。
成帝咸康三年，国子祭酒袁瓖、太常冯怀又上疏说：臣听说先王的教化，在于推崇经典之训，阐明礼义之学，以昭示后生，宣扬万物之性，开通行善之道。宗周建立以后，文化传统发扬光大，礼制化及南蛮，歌颂之声传遍四海。所以延州派人前来朝拜，听到《雅》乐而嗟叹不已，韩起前往鲁国，看到《易》象而赞赏不绝。为什么?因为成人之道，以此为首要。孔子温文尔雅，教育的影响遍及洙、泗流域，孟轲庄重严肃，诲人不倦。所以仁义的声誉，至今仍然存在，礼让的风气，千年不衰。前些年君弱臣强，动乱屡屡发生，儒学的教化暂时颓废，教育的体制也有废缺。国子太学索然无人，经籍无人问津，有心问学的人，空抱志向而没有机会。过去魏武帝亲披甲胄，急于武功，仍然在战事空隙阅读经籍，放下戈矛而吟咏诗歌，认为社会所需要的，是作为治国根本的教育应当得到重视。何况如今陛下凭藉神圣聪明而登位为帝，百官勤勤恳恳地对待职守，朝野安静，江北也平安无事。为何要让泱泱大国风范，逐渐淡漠而无人知晓，让洋洋大观的礼乐文明，在这一代失传呢。古人有言，《诗》《书》是仁义的府库，礼乐是道德的准则。实在应该重视经籍，阐明教育的意义，使读书诵诗的声音，响彻京城，让专心于礼乐之道的贤哲们，成为人们的榜样和赞咏的对象，岂不是盛美之事吗!

宋高祖受命，诏有司立学，未就而崩。太祖元嘉二十年，复立国子学，二十七年废。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车驾亲率群司行养老之礼于太学。于是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今无其注，然汉礼具存也。
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开设学官。其命令说：人情重视交友而轻视财富，喜欢安逸而憎恶劳作，学业是件极苦的事，俸禄报答却并不丰厚，由此而导致走捷径的多，所以没有人肯用心。儒学之风距此已很遥远。飒》、《雅》之道愈来愈衰弱，年轻人放任自流，不再关注礼乐制度与经典图籍。在位执政者，专心于目前的政务，无暇关注典章。于是导致《诗经》、《尚书》废弃已久，雅颂之音寂然不作，思前想后，怎能叫人不叹息。自从胡夷先后侵扰中原，将近三十年了。但至今尚未革面洗心而被中原礼乐文化所同化的原因，岂祇是武力之威的作用已经穷尽，恐怕还有文化教育没有普遍施行，不足以安绥四方吧?过去鲁国秉承了周代礼制，变厘便不敢任意欺侮；范会推崇典礼，置量大治。楚、魏二国之君，其国都是带山阻河，凭城据汉，国富民殷，但却不能保有其强大，昱起、屈完因此而感到惋惜。由此可见，礼义对于国家坚固稳定的作用，不是可以与金城汤池相比吗?季路宣称在大国的夹缝中生存，受到战争的威胁，加以饥饿的压力，持续三年，仍然要实行礼乐之治。何况如今旦辽以南安然清静，政治稳定，却不能弘扬礼乐文化，敦促教育发展，这怎么能搞好政治而使外邦归附呢!魏武帝在戎马倥偬的间隙，以马上为家而读书，到了建昼末年，国家仍不安宁，但仍然留心于远人的宏图，设立太学兴盛学术，造就是所谓颠沛必于是的境界，真是通才。如今假使能够让农时不误，五教并兴，军旅整齐，礼乐制度恢复，岂不是两全其美吗请：立即选定学校处所，准备建筑校舍。参佐大将子弟，都要让其入学，我家子弟，也要让其进来接受教育。四府之内如有博学礼义通涉文学经典的人，聘为儒林祭酒，使之等同于三署官员，给予优厚俸禄，都要精选有真才实学的精英，必定有合适的人，来充任这个职责．，最近临、临贺二郡，都要求修复学校，可下令同意。如果不是可堪造就的人，没有受到礼教之化，而想藉机免除徭役的，不得收为生员。要明确制定具体实施条例，务必让法令清新而读书人显贵。又修造礼乐器具等，准备举行大射等礼仪。庾亮不久去世，此事又被搁置下来。

晋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帝临辟雍，行乡饮酒之礼。诏曰：“礼仪之废久矣，乃今复讲肄旧典。赐太常绢百匹，丞、博士及学生牛酒。”咸宁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复行其礼。魏齐王正始中，齐王每讲经，使太常释奠先圣先师于避雍，弗躬亲。晋惠帝、明帝之为太子，及愍怀太子讲经竟，并亲释奠于太学。太子进爵于先师，中庶子进爵于颜渊。元帝诏曰：“吾识太子此事，祠讫便请王公以下者，昔在洛时，尝豫清坐也。”成、穆、孝武三帝，亦皆亲释奠。孝武时，以太学在水南县远，有司议依升平元年，于中堂权立行太学。于时无复国子生，有司奏：“应须二学生百二十人。太学生取见人六十，国子生权铨大臣子孙六十人，事讫罢。”奏可。释奠礼毕，会百官六品以上。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释奠，采晋故事，官有其注。祭毕，太祖亲临学宴会，太子以下悉豫。
孝武帝太元九年，尚书谢石又上书陈述意见说：培养人的方法，在于仁与义。增加善意陶冶性情，惟有礼制与教育。虽然天性出于自然，但还是必须加以诱导。所以洙、泗之地传扬着弘道隆礼的风气，《诗》、《书》保留着进行教育的经典。敦学《诗》、《书》喜悦礼制，社会的风气因此而会走向文明；在三教九流中接受熏陶，年轻一代才能达到肃穆温文的境界。社会不会长期稳定，礼乐也会时断时续。光武帝放下戈矛而诵习经典，魏武童在停马休息时读书，他们害怕礼乐文化失传被废，到了如此地步。大晋建立，正值世道多事之秋，虽然皇上的德业H渐盛隆，但礼乐之道尚未齐备，教育事业，时废时兴。于是导致常用的儒学之才也缺乏，民众之性没有丝毫的长进，美好而远大的教化事业，被遗忘而没有得到重视，这是臣之所以深深忧虑、夜叹息的缘故。

兵者，守国之备。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兵，凶事，不可空设，因搜狩而习之。而凡师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战陈之事。辨鼓铎镯铙之用，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遂以搜田。献禽以祭社。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陈，遂以苗田，如搜之法。献禽以享礿。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陈，遂以狝田。如搜之法，致禽以祀方。仲冬教大阅，遂以狩田。献禽以享蒸。搜者，搜索取其不孕者也。苗者，为苗除害而已。狝者，杀也。从秋气所杀多也。狩者，冬物毕成，获则取之，无所择也。
如今皇威远扬，战争刚刚结束，将要在四方兴起淳厚的儒雅之风，引导百姓走向高尚的道德境界。岂可以不弘扬礼乐文化，使之焕然一新。请求兴复国学，以教训子弟；颁发命令给各州县，普遍兴修学校。雕琢得琳琅满闩，和氏璧式的宝玉…定会产生，普遍进行启蒙教育，使成仁的高德重新隆茂。坚持不懈地办好此事，必然因此而通达大治之道，那么人人争先恐后地修习这一事业，就会使仁义之道兴隆而儒学完备。

汉仪，立秋日，郊礼毕，始扬威武，斩牲于郊，以荐陵庙，名曰貙刘。其仪，乘舆御戎路，白马硃鬣，躬执弩射牲。太宰令以获车送陵庙。于是乘舆还宫，遣使以束帛赐武官，肄孙、吴兵法战陈之仪，率以为常。至献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国有司奏：“古四时讲武，皆于农隙。汉西京承秦制，三时不讲，唯十月都试。今兵革未偃，士民素习，可无四时讲武。但以立秋择吉日大朝车骑，号曰治兵。上合礼名，下承汉制。”奏可。是冬，治兵。魏王亲金鼓以令进退。
烈宗采纳他的建议。当年，选拔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贝，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但考核和督促没有规章，品学兼优者耻于为伍。国十祭酒殷茂就此说道：臣听说弘扬风气清厂习俗，在于兴盛礼教，辅导情性以成高尚品德，必须依靠学习，先王正是运用这些来治理天下，引导万物，去邪扬善，使之潜移默化在日常生活中．所以能够疏通深奥的道理，综合幽微的大义，通古贯今，有益于治理和教化。而且孔子称赞颜回，以好学为根本，七十位弟子受人敬仰，以善于教导为宗旨。《雅》、《颂》之音，流传歌咏千载，是圣贤风范的渊源．明君的共同风格。

延康元年，魏文帝为魏王，是年六月立秋，治兵于东郊，公卿相仪。王御华盖，亲令金鼓之节。明帝太和元年十月，治兵于东郊。晋武帝泰始四年、九年、咸宁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临宣武观，大习众军，然不自令进退也。自惠帝以后，其礼遂废。元帝太兴四年，诏左右卫及诸营教习，依大习仪作雁羽仗。成帝咸和中，诏内外诸军戏兵于南郊之场，故其地因名斗场。自后蕃镇桓、庾诸方伯，往往阅习，然朝廷无事焉。
自从大晋中兴，重新立国于江南，推崇教育，修建学校，公卿子弟，都进入国学。不久因为社会不稳定，训导之业无法坚持下去。陛下凭藉纯一的圣贤之德，考虑兴隆前代的优良传统，和睦万方，疏导物性，兴复儒学，泽惠后生。自从学校建立以来已经有些年，但功业并不可观。害怕学业如同逃避徭役，能够坚持下来的不多，有的假托亲人病重，其中真伪难以知晓，名不符实，没有比造更严重的了。臣听说售的制度，国子生都是名门望族于弟，可以与皇储比列。而现在国厂学混杂了一些出身微贱的人，遂令人引以为耻。子贡想撤去用为告朔祭祀的羊，但使屋更看重这种礼仪，何况名实同时丧失，不学无术而识见浅薄的人呢。如果考虑到当今的首要任务，还无暇顾及这些文化事业，权且可以暂停，等待以后有时间再从长计议。否则，应当依照过去成例。私意以为内外群臣，清官子侄，普遍应当入学，制定有关学习的课程与任务。如今现有生员，年龄相差悬殊，愚智异趣，应当听其去留，各得其所。所上奏的建议是否得当，请交付外朝官员讨论。

太祖在位，依故事肄习众军，兼用汉、魏之礼。其后以时讲武于宣武堂。元嘉二十五年闰二月，大搜于宣武场，主胄奉诏列奏申摄，克日校猎，百官备办。设行宫殿便坐武帐于幕府山南冈，设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仪，设南北左右四行旌门；建获旗以表获车。殿中郎一人典获车，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四人配获车。备获车十二两。校猎之官著袴褶。有带武冠者，脱冠者上缨。二品以上拥刀，备槊、麾幡，三品以下带刀。皆骑乘。将领部曲先猎一日，遣屯布围。领军将军一人督右甄；护军一人督左甄；大司马一人居中，董正诸军，悉受节度。殿中郎率获车部曲，在司马之后。尚书仆射、都官尚书、五兵尚书、左右丞、都官诸曹郎、都令史、都官诸曹令史干、兰台治书侍御史令史、诸曹令史干，督摄纠司，校猎非违。至日，会于宣武场，列为重围。设留守填街位于云龙门外内官道北，外官道南，以西为上。设从官位于云龙门内大官阶北，小官阶南，以西为上。设先置官位于行止车门外内官道西，外官道东，以北为上。设先置官还位于广莫门外道之东西，以南为上。校猎日平旦，正直侍中奏严。上水一刻，奏：“搥一鼓。”为一严。上水二刻，奏： “搥二鼓。”为再严。殿中侍御史奏开东中华云龙门，引仗为小驾卤簿。百官非校猎之官，著硃服，集列广莫门外。应还省者还省。留守填街后部从官就位；前部从官依卤簿；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奏：“搥三鼓。”为三严。上水四刻，奏： “外办。”正次直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军校剑履进夹上皞。正直侍郎负玺，通事令史带龟印中书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著黑介帻单衣，乘辇。正直侍中负玺陪乘，不带剑。殿中侍御史督摄黄麾以内。次直侍中、次直黄门侍郎护驾在前。又次直侍中佩信玺、行玺，与正直黄门侍郎从护驾在后。不鸣鼓角，不得喧哗，以次引出，警跸如常仪。东驾出，驺赞，陛者再拜。皇太子入守。车驾将至，威仪唱：“引先置前部从官就位。”再拜。车驾至行殿前回辇，正直侍中跪奏： “降辇。”次直侍中称制曰：“可。”正直侍中俯伏起。皇帝降辇登御坐，侍臣升殿。直卫鈒戟虎贲，旄头文衣，鹖尾，以次列阶。正直侍中奏：“解严。”先置从驾百官还便坐幔省。
至噬下诏令加以褒扬，但并没有施行。朝廷及民间有志于学问的人，无不发愤叹息。清河人李辽又上表说：臣听说教育，是治理和教化的根本，是人类伦理的起始，用来诱导疏通百姓，提高道德水平兴起仁义之风，好比将土石陶冶成器物．虽然百代帝王所实行的礼制不同，质朴与华丽参差有别，至于教育之道，其作用是一样的。自从中原沦没，儒学荒废，先王的德泽就此断绝，圣贤的风范就此失传。此后至今，将近百年。天地自有灵性，乱极而治，河、济的乱民被平定，海、岱的社会从此清晏，百姓得到复苏，万物新生。但经典古训没有得到宣扬，《雅》、《颂》之音没有得到恢复，久已凋零的风俗，大的弊病并未更改过来。如果不能继承这种文化传统，光大儒学宏伟的德业，将如何能够稳定太平时世，重新昌盛伟大的教化之道呢。世事有如赊账之急，实际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已故父亲前大臣李回，镇守边城，归顺本朝。在太元十年，派遣臣奉表进京。路经阙里，前去拜祭孔庙，庭宇倒塌，仪式颓废，万代世表，忽然沦落如此，思前想后，不觉流涕悲叹，到达京城后，上表请求修复孔庙，修建学校。到了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接到圣明的诏令，采纳臣的鄙陋建议，敕令兖州鲁郡，按照原有规模营建孔庙。已故尚书令谢石命令臣将所需物资列表上报，又拿出家中布匹，尽自己微力帮助兴建。已故镇北将军谯王司马恬命令臣代行北鲁县令，给予经费资助。由于二位大臣先后逝世，致使已制定的建设规模没有完成。陛下能够体会唐尧文思的美妙，学习孔子善诱的勤奋，关注社会的百废待兴，忧虑教化没有普遍施行。愚意以为可以重新责成兖州刺史，完成孔庙的修复工作，免除几户人家的赋税徭役，以便他们专心维护孔庙清洁卫生。并颁赐给《六经》，设立学校，延请硕儒之士，广招年轻生员，使之逐渐进入儒学之道，以成雕琢宝玉之功。运用仁义来征伐，敷陈道德以驯服远方，有什么不能招怀的，有什么不能安抚的。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很小，但所弘扬的事业却分大。臣自从来到京城为宫，至今已有八年，远离亲人辗转反侧，日夜不安。振武将军何澹之现在要前往三齐，臣当随从返回。在京城内彷徨徘徊，留恋感激不尽。乞请将臣的表章交付外廷讨论。又没有被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