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卷一百零三

刘蕡

刘蕡，字去华，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间。明《春秋》，能言古兴亡事，沈健于谋，浩然有救世意。擢进士第。元和后，权纲驰迁，神策中尉王守澄负弑逆罪，更二帝不能讨，天下愤之。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耻，将翦落支党。方宦人握兵，横制海内，号曰“北司”，凶丑朋挻，外胁群臣，内掣侮天子，蕡常痛疾。

太和二年，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帝引诸儒百余人于廷，策曰：

朕闻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无为，端拱司契，陶氓心以居简，凝日用于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诚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阴阳和，俗跻仁寿，物无疵疠。噫！盛德之所臻，夐乎其不可及已。三代令主，质文迭救，百氏滋炽，风流浸微，自汉以降，足言盖寡。

朕顾唯昧道，祗荷丕构，奉若谟训，不敢怠荒，任贤惕厉，宵衣旰食，讵追三五之遐轨，庶绍祖宗之鸿绪。而心有未达，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阙政斯广。是以人不率化，气或堙厄，灾旱竟岁，播植愆时。国廪罕蓄，乏九年之储；吏道多端，微三载之绩。京师，诸夏之本也，将以观治，而豪猾逾检；太学，明教之源也，期于变风，而生徒惰业。列郡在乎颁条，而干禁或未绝；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恬风靡，积讹成蠹。其择官济治也，听人以言则枝叶难辨，御下以法则耻格不形；其阜财发号也，生之寡而食之众，烦于令而鲜于治。思所以究此缪盩，致之治平，兹心浩然，若涉渊冰。故前诏有司，博延群彦，伫启宿懵，冀臻时雍。

蕡对曰：

伏以圣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默之化，将欲通天地以济俗，和阴阳以煦物，见陛下虑道之深也。臣以为哲王之治，其则不远，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圣策有祗荷丕构而不敢荒宁，奉若谟训而罔有怠忽，见陛下忧劳之至也。若夫任贤惕厉，宵衣旰食，宜绌左右之纤佞，进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踪三五，绍复祖宗，宜鉴前古之兴亡，明当代之成败。心有未达，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泽壅而不得下浃。欲人之化，在脩己以先之；欲气之和，在遂性以导之。救灾旱在致精诚，广播殖在视食力。国廪罕畜，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选用失当。豪猾逾检，繇中外之法殊；生徒惰业，繇学校之官废；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伏以圣策有择官济治之心，阜财发号之叹，见陛下教化之本也。且进人以行，则枝叶安有难辨乎？防下以礼，则耻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众，可罢斥惰游；念令烦而治鲜，要察其行否。博延群彦，愿陛下必纳其言；造廷待问，则小臣安敢爱死？伏以圣策有求贤箴阙之言，审政辨疵之令，见陛下咨访之勤也。遂小臣斥奸豪之志，则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济之心，则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礼乐之方著，而和气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权；严尤所陈，无最上之策；元凯之所先，不若唐尧考绩；叔子之所务，不若虞舜舞干。且非大德之中庸、上圣之龟鉴，又何足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系安危之机、兆存亡之变者，臣请披肝胆为陛下别白而重言之。

臣前所谓陛下“心有所未达，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泽壅而不得下浃”；且百姓有涂炭之苦，陛下无繇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无繇而信。臣谨按《春秋》书“梁亡”不书“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虑昏而耳目塞，上出恶政，人为寇盗，皆不知其所以，终自取其灭亡也。臣闻国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则虽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则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视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师之教导焉。故人之于上也，恭之如神明，爱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亲近贵幸，分曹建署，补除卒吏，召致宾客，因其货贿，假以声势；大者统籓方，小者为守牧，居上无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无忠诚之节而有奸欺之罪。故人之于上也，畏之如豺狼，恶之如仇敌。今海内困穷，处处流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鳏寡孤独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养，加以国权兵柄颛于左右，贪臣聚敛以固宠，奸吏因缘而弄法，冤痛之声，上达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神为之怨怒，阴阳为之愆错。君门万重，不得告诉，士人无所归化，百姓无所归命。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病疠，继之以凶荒，陈胜、吴广不独起于秦，赤眉、黄巾不独生于汉，臣所以为陛下发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则百姓有涂炭之苦，陛下何繇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达，固其然也。臣闻汉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余事，其心甚诚，其称甚美。然纪纲日紊，国祚日衰，奸宄日强，黎元日困，繇不能择贤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即位，忧勤兆庶，屡降德音，四海之内，莫不抗首而长息，自喜复生于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终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诚能揭国柄以归于相，持兵柄以归于将，去贪臣聚敛之政，除奸吏因缘之害，惟忠贤是近，惟正直是用，内宠便僻无所听焉。选清慎之官，择仁惠之长，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导之以德义，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万国欢康，兆庶苏息，即心无不达，而行无不孚矣。

臣前所谓“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臣闻德以脩己，教以导人。脩之也，则人不劝而自立；导之也，则人不教而率从。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从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从化，岂立教之旨未尽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为明，臣以正时为忠。知人在任贤而去邪，正时则固本而守法。贤不任则重赏不足以劝善，邪不去则严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则人流，法不守则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奸邪而不私其左右，举贤正而不遗其疏远，则化浃朝廷矣。爱人而敦本，分职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于中而成于外，则化行天下矣。

臣前所谓“救灾旱在乎致精诚”者。臣谨按《春秋》，鲁僖公一年之中，三书 “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书“不雨”者，以其人君无闵人之心也。故僖致诚而旱不害物，文无恤闵而变则成灾。陛下有闵人之志，则无成灾之变矣。

臣前所谓“广播殖在乎视食力”者。臣谨按《春秋》：“君人者必时视民之所勤。人勤于力则功筑罕，人勤于财则贡赋少，人勤于食则百事废。”今财食与力皆勤矣，愿陛下废百事之用，以广三时之务，则播植不愆矣。

臣前所谓“国廪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谨按《春秋》：“臧孙辰告籴于齐。”《春秋》讥其无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饥。臣愿斥游惰之人以笃耕殖，省不急之费以赡黎元，则廪蓄不乏矣。

臣前所谓“吏道多端，本乎选用失当”者，繇国家取人不尽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声而不求其实，故人之趋进也，务其末而不务其本。臣愿核考课之实，定迁序之制，则多端之吏息矣。

臣前所谓“生徒惰业，繇学校之官废”者，盖国家贵其禄，贱其能，先其事，后其行，故庶官乏通经之学，诸生无脩业之心矣。

臣前所谓“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者，臣以为刺史之任，治乱之根本系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权可以御豪强，恩可以惠孤寡，强可以御奸寇，政可以移风俗。其将校曾更战阵，及功臣子弟，请随宜酬赏。苟无治人之术者，不当任此官，即绝干禁之患矣。

臣前所谓“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请以官位禄秩制其器用车服，禁以金银珠玉，锦绣雕镂。不蓄于私室，则无荡心之巧矣。

臣前所谓“辨校叶”者，繇考言以询行也；臣前所谓“形于耻格”者，繇道德而齐礼也；臣前所谓“念生寡而食众，可罢斥惰游”者，已备于前矣。臣前所谓 “令烦而治鲜，要察其行否”者，臣闻号令者，治国之具也。君审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亏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烦而治鲜，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

是时，第策官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餗、库部郎中庞严见蕡对嗟伏，以为过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士人读其辞，至感概流涕者。谏官御史交章论其直。

蕡对后七年，有甘露之难。令狐楚、牛僧孺节度山南东西道，皆表蕡幕府，授秘书郎，以师礼礼之。而宦人深嫉蕡，诬以罪，贬柳州司户参军，卒。

始，帝恭俭求治，志除凶人，然懦而不睿，臣下畏祸不敢言，故蕡对极陈晋襄公杀阳处父以戒帝，又引阍弑吴子，阴赞帝决。帝后与宋申锡谋诛守澄不克，守澄废帝弟漳王而斥申锡，帝依违其间，不敢主也。贾餗与王涯、李训、舒元舆位宰相，以谋败，皆为中官夷其宗，而宦者益横，帝以忧崩。

及昭宗诛韩全诲等，左拾遗罗衮上言：“蕡当太和时，宦官始炽，因直言策请夺爵土，复扫除之役，遂罹谴逐，身死异土，六十余年，正人义夫切齿饮泣。比陛下幽东内，幸西州，王室几丧。使蕡策早用，则杜渐防萌，逆节可消，宁殷忧多难，远及圣世耶！今天地反正，枉魄愤胔，有望于陛下。”帝感悟，赠蕡左谏议大夫，访子孙授以官云。

赞曰：汉武帝三策董仲舒，仲舒所对，陈天人大概，缓而不切也。蕡与诸儒偕进，独讥切宦官，然亦太疏直矣。戒帝漏言，而身诵语于廷，何邪？其后宋申锡以谋泄贬，李训以计不臧死，宦者遂强，可不戒哉！意蕡之贤，当先以忠结上，后为帝谋天下所以安危者，庶其纾患耶！

译文与注释

刘蕡
刘蕡的字叫去华，是幽州昌平县人，客居在梁地、汴州一带。他精通《春秋》，能分析古今兴亡的原因，沉稳并擅长计谋，慷慨有拯救国家的抱负。他考中了进士。元和年后期，法纪混乱大权旁移，神策军中尉王守澄杀死了唐宪宗，换了两代皇帝都不能处罚他，全国人都感到愤慨，唐文宗登基，想报唐宪宗的旧仇，消灭他的党羽。当时宦官掌握了兵权，随意支配全国，号称“北朝廷”，坏人聚集，在宫外威胁百官，在宫内牵制、欺负皇帝，他常感到痛心。

刘蕡，字去华，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间。明《春秋》，能言古兴亡事，沈健于谋，浩然有救世意。擢进士第。元和后，权纲驰迁，神策中尉王守澄负弑逆罪，更二帝不能讨，天下愤之。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耻，将翦落支党。方宦人握兵，横制海内，号曰“北司”，凶丑朋挻，外胁群臣，内掣侮天子，蕡常痛疾。
大和二年(828)，举行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科举考试，皇帝把一百多位儒生召到朝廷，出试题说：我听说古代圣王治理天下，清静随顺，无为而治，政不繁民心归附，不干预遇事守法，使人民富足来建立根本，用诚心建立公正，因此天意和人心相通，阴阳和谐，人民仁德长寿，万物没有疾病。

太和二年，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帝引诸儒百余人于廷，策曰：
啊！那高尚仁德达到的境界，简直是无法赶上的。夏、商、周三代贤君，质朴和文采互相补充，诸子学说盛行，政治逐渐衰退，从汉代以后，能称道的少有。

朕闻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无为，端拱司契，陶氓心以居简，凝日用于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诚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阴阳和，俗跻仁寿，物无疵疠。噫！盛德之所臻，夐乎其不可及已。三代令主，质文迭救，百氏滋炽，风流浸微，自汉以降，足言盖寡。
我虽然不懂仁德，但继承了大业，将这些作为法则，不敢怠慢，任用贤才，兢兢业业、起早贪黑，不敢说追赶三王五霸的伟绩，只是想继承祖辈的大业。但心里有没想到的，政令有不能使人信服的，上从朝廷下到各地，治理上的失误很多。

子大夫皆识达古今，志在康济，造廷待问，副朕虚怀，必当箴治之阙，辨政之疵，明纲条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革于前弊？何泽惠于下土？何脩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气克充？推之本源，著于条对。至若夷吾轻重之权，孰辅于治？严尤底定之策，孰叶于时？元凯之考课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务？惟此龟鉴，择乎中庸，斯在洽闻，朕将亲览。
京城，是华夏的根本，人们从这里看全国的治理，但有豪强违法；太学，是推行教化的基地，改变风俗的希望所在，但学生有的荒废了学业。治理各地重在颁行条例，但还是有人违令；工匠重在按法度施工，但不断有人变新花样。满不在乎的风气盛行，小错积累成大祸害。选择官吏治理百姓，听别人报告真假难以分辨，用法律惩罚臣民，又怕他们不知自律。

蕡对曰：
在增加财富发布政令方面，生产财富的少、消耗财富的多，政令繁多但收效却甚微。想要根除这些弊病，建成太平盛世，心里没有把握，像涉过深水一样。因此下令有关部门，广招贤才，来告诉我过去不懂的道理，以期建成太平盛世。

臣诚不佞，有正国致君之术，无位而不得行；有犯颜敢谏之心，无路而不得达。怀愤郁抑，思有时而发。常欲与庶人议于道、商贾谤于市，得通上听，一悟主心，虽被袄言之罪无所悔。况逢陛下询求过阙，咨访嘉谋，制诏中外，举直言极谏。臣辱斯举，专承大问，敢不悉意以言？至于上所忌，时所禁，权幸所讳恶，有司所与夺，臣愚不识，伏惟陛下少加优容，不使圣时有谠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谨昧死以对：
你们都博古通今，立志治好国家，到朝廷来回答问题，正合我求贤若渴的心意，一定会指出治理不足、政令不当、法令紊乱的地方，找出使国家富裕的当务之急。对以前的弊病怎样改革？怎样为百姓造福？怎样治理可接近古代盛世？

臣前所谓“哲王之治，其则不远”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终不懈而已。谨按《春秋》：元者，气之始也；春者，岁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岁，以春加于王，明王者当奉若天道，以谨其始也。又举时以终岁，举月以终时，《春秋》虽无事，必书首月以存时，明王者当承天之道，以谨其终也。王者动作终始必法于天者，以其运行不息也。陛下能谨其始，又能谨其终，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则执契而居简，无为而不宰，广立本之大业，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环之弊，百伪滋炽之渐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
他答道：我确实不聪明，但有治好国家使皇帝成为圣明君主的办法，没有职位不能实行；有不怕触犯敢于劝谏的心愿，没有机会不能上达皇上。心怀抑郁，想有机会报效。常想和平民在路上、和商人在市场上议论，能传到皇上耳朵里，对皇上有点帮助，即使因奇谈怪论被判罪也不后悔。何况碰到皇上询问失误，征求良策，对朝廷内外颁诏令，举行直言进谏的考试。我既然参加了考试，又承蒙皇上出题，怎敢不说出所有想说的话。至于皇上是否忌讳，现在是否禁止，权贵幸臣是否讨厌，有关部门是否录取，我一概不考虑，希望皇上多加宽容，不使圣明时代有因说直话被处死的，就是国家的幸运了。我冒着死罪回答于下：皇上考题谈到思念古代圣王的治理，无为而治的教化，想沟通天意人心来改变风俗，使阴阳和谐来养育万物，可见皇上考虑治道的深入。我认为古代圣王的治理，那榜样并非不可企及，只看用什么办法去达到罢了。皇上考题说继承大业不敢贪图享乐，奉为法则而不敢怠慢忽略，可见皇上有为百姓操劳的志向。

臣前所谓“若夫任贤惕厉，宵衣旰食，宜绌左右之纤佞，进股肱之大臣”，实以陛下忧劳之至也。臣闻不宜忧而忧者，国必衰；宜忧而不忧者，国必危。陛下不以国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于清问，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与定大计耶？或万机之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忧而不忧乎？臣以为陛下所先忧者，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四海将乱。此四者，国家已然之兆，故臣谓圣虑宜先及之。夫帝业艰难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绩，太宗定其业，玄宗继其明，至于陛下，二百余载，其间圣明相因，扰乱继作，未有不用贤士、近正人而能兴者。或一日不念，则颠覆大器，宗庙之耻，万古为恨。臣谨按《春秋》，人君之道，在体元以居正。昔董仲舒为汉武帝言之略矣，有未尽者，臣得为陛下备论之。夫继故必书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终必书所终之地，所以正其终也。故为君者，所发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阍弑吴子余祭。”书其名，讥疏远贤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开国之勤，念《春秋》继故之诫。明法度之端，则发正言，履正道；杜篡弑之渐，则居正位，近正人。远刀锯之残，亲骨鲠之直，辅相得以颛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外专陛下之命，内窃陛下之权，威慑朝廷，势倾海内，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祸稔萧墙，奸生帷幄，臣恐曹节、侯览复生于今日，此宫闱将变也。臣谨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为先君不得正其终，则后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无正”也。今忠贤无腹心之寄，阍寺专废立之权，陷先帝不得正其终，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太子未立，郊祀未脩，将相之职不归，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将危也。臣谨按《春秋》：“王札子杀召伯、毛伯。”《春秋》之义，两下相杀不书。此书者，重其颛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专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将倾也。臣谨按《春秋》，晋赵鞅以晋阳之兵叛入于晋，书其归者，能逐君侧之恶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籓臣跋扈。有不达人臣大节，而首乱者将以安君为名；不究《春秋》之微，称兵者在逐恶为义。则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诸侯，此海内之将乱也。故樊哙排闼而雪涕，袁盎当车而抗辞，京房发愤以殒身，窦武不顾而毕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谨按《春秋》，晋狐射姑杀阳处父，书襄公杀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阴重之机，处父所以及残贼之祸，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则下不敢尽意；上泄其事，则下不敢尽言。故《传》有造膝诡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为陛下言之，虑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婴其祸；适足钳直臣之口，而重奸臣之威。是以欲尽其言则有失身之惧，欲尽其意则有害成之忧，裴回郁塞，以须陛下感悟，然后尽其启沃。陛下何不听朝之余，时御便殿，召当世贤相老臣，访持变扶危之谋，求定倾救乱之术，塞阴邪之路，屏亵狎之臣，制侵陵迫胁之心，复门户扫除之役，戒其所宜戒，忧其所宜忧。既不得治其前，当治于后；不得正其始，当正其终。则可以虔奉典谟，克承丕构，终任贤之效，无宵旰之忧矣。
如果任用贤才，兢兢业业，起早贪黑，就应贬逐身边的小人和奸臣，任用可做栋梁的重臣。如果要赶上三王五霸的政绩，继承祖辈的伟业，就应借鉴古代的兴衰，明晓现在的成败。心里有没想到的，是因为下面的情况被阻隔没能反映上来；政令有时不能使人信服，是因为皇上的恩泽多受拦阻不能造福百姓。想把人民都教化好，应先修身做榜样；想要人民心情舒畅，应顺应民心加以疏导。救旱灾应感动上天，想多种植那么国事应根据人民收割和耕种来安排。国家没有储蓄，是因为吃闲饭的太多；官吏任用五花八门，是因为选择任用不恰当。豪强违法，因宫廷内外法令不一致；太学学生荒废学业，是因为学校的职能废弃了；各地方违反命令，是因任用的人不好；工匠变新花样，是因为制度没建立。皇上考题有选择官吏治理百姓的心愿，增加财富发布政令的感慨，可以知道皇上教化的根本。按实绩选拔人才，真和假怎会难以分辨呢？用礼制要求臣民，他们怎会不知自律呢？知道生产财富的少消耗财富的多，应贬斥懒惰和游说的人；知道政令繁多但收效甚微，要明察政令是否执行了。广招贤才，希望皇上一定接受他们的劝谏；到朝廷来参加考试，我怎敢怕死不说？皇上考题有求贤才指出治理不足的话，审查政令辨别不当的指示，可见皇上征求意见的心情。如果满足了我贬逐奸臣豪强的愿望，以前的弊政就会被革除；保存皇上富国利民的志向，恩惠就会广布全国。能分清治理方法的好坏，可以接近古代贤君的政绩；礼乐制度得以遵行，国家就和谐了。管仲的方法，还不是天子应取的；严尤论述的，也没有最好的谋略；人才的考察，没有比考察官吏更重要的；羊祜的平定方略，不如虞舜用文德感化。这些都不是最好的德政，皇上不需效法，哪里值得对皇上说呢？对于那些关系国家安危、预示国家存亡的，我请求为皇上竭诚分析、强调一下。

臣前所谓“追踪三五，绍复祖宗，宜鉴前古之兴亡，明当时之成败”者。臣闻尧、禹之为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举，不贰其业，不侵其职，居官唯其能，左右唯其贤，元凯在下虽微而必举，四凶在朝虽强而必诛，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二世、汉元成，咸愿措国如唐、虞，致身如尧、舜，而终败亡者，以其不见安危之机，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奸人，不亲忠良，不远谗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兴，而景行于前；鉴秦、汉之所以亡，而戒惧于后。陛下无谓庙堂无贤相，庶官无贤士，今纪纲未绝，典刑犹在，人谁不欲致身为王臣，致时为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贤，恶如四凶，诈如赵高，奸如恭、显，陛下何惮而不去邪？神器固有归，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灵，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于强暴；汉之亡也，失于微弱。强暴则奸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则强臣窃权而震主。臣伏见敬宗不虞亡秦之祸，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轸亡汉之忧，以杜其渐，则祖宗之洪业可绍，三五之遐轨可追矣。
我上面所说“古代圣王的治理，那榜样并非不可企及”，是指只要皇上慎重思考，努力实行，始终不松懈就行。按《春秋》所说，元是万物的开始，春是一年的开始。《春秋》用元来称第一年，把春字写在王字前，是表明帝王应像奉行天道一样，来慎重地对待开端。又列举季节来表示一年的终结，列举月份来表示季节的终结。《春秋》在没有事件的情况下，也一定写下起始的月份来记载季节，表明帝王应该奉行天道，来慎重地对待终结。帝王治国的起始和终结都一定要取法于天的原因，是因为天不断运行。

臣前所谓“欲气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导之”者，当纳人于仁寿也。夫欲人之仁寿也，在立制度，脩教化。夫制度立则财用省，财用省则赋敛轻，赋敛轻则人富矣；教化脩则争竞息，争竞息则刑罚清，刑罚清则人安矣。既富矣，则仁义兴焉；既安矣，则寿考至焉。仁义之心感于下，和平之气应于上，故灾害不作，休祥存臻，四方底宁，万物咸遂矣。
我上面说到“任用贤才，兢兢业业，起早贪黑，应贬逐身边的小人和奸臣，任用可做栋梁的重臣”，认为这是皇上应忧虑操心的大问题。我听说帝王忧虑不该忧虑的事，国家一定衰弱；不忧虑应该忧虑的事，国家一定危险。皇上不问我们国家存亡，朝廷安危，我不知道皇上是觉得我们微贱不值得参与重大决策呢？还是太忙没有考虑到这上来呢？否则，为什么不忧虑应该忧虑的事呢？我认为皇上应首先忧虑的事，是宫廷将发生变乱，朝廷将出现危险，国家将遭灭亡，全国将发生动乱。这四方面，国内已经有了苗头，所以我认为皇上应先忧虑这些。国家大业创始艰难，守业当然也不会容易。

臣前所谓“救灾旱在乎致精诚”者。臣谨按《春秋》，鲁僖公一年之中，三书 “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书“不雨”者，以其人君无闵人之心也。故僖致诚而旱不害物，文无恤闵而变则成灾。陛下有闵人之志，则无成灾之变矣。
太祖皇帝奠定了基础，高祖皇帝付出了辛劳，太宗皇帝开创了大业，玄宗皇帝又发扬光大，一直到皇上，已有两百多年，中间既不断有明哲的治理，也不断有忧虑和祸乱发生，没有不任用贤人、亲近正人君子而能使国家兴盛的，只要一天不考虑这些，就有可能国家灭亡，成为祖宗的耻辱、万年的憾事，按《春秋》所说，帝王的职责，在于体察天意来正确治理。

臣前所谓“广播殖在乎视食力”者。臣谨按《春秋》：“君人者必时视民之所勤。人勤于力则功筑罕，人勤于财则贡赋少，人勤于食则百事废。”今财食与力皆勤矣，愿陛下废百事之用，以广三时之务，则播植不愆矣。
过去董仲舒对汉武帝把主要的都说了，有没说到的，我愿为皇上补充论述一下。

臣前所谓“国廪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谨按《春秋》：“臧孙辰告籴于齐。”《春秋》讥其无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饥。臣愿斥游惰之人以笃耕殖，省不急之费以赡黎元，则廪蓄不乏矣。
继承先帝帝位时史官一定要写登基，这是用来表示即位是正当的；皇帝去世一定要记载去世的地点，这是表示是寿终正寝的。所以当帝王的，他说的必定是合乎正道的举措，他掌握的必定是不折不扣的权力，他接近的必定是正派的人。

臣前所谓“吏道多端，本乎选用失当”者，繇国家取人不尽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声而不求其实，故人之趋进也，务其末而不务其本。臣愿核考课之实，定迁序之制，则多端之吏息矣。
《春秋》说：“守门人杀死了吴国子爵余祭。”直接写他的名字，是批评他疏远贤人，亲近受过刑的人，有不合君道的行为。希望皇上不忘祖先开创国家的辛劳，记住《春秋》继承先帝帝位的告诫。

臣前所谓“豪猾逾检，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谨按《春秋》，齐桓公盟诸侯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备而书之。然则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画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员，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则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则破律于中，法出多门，人无所措，繇兵农势异，而中外法殊也。臣闻古者因井田以制军赋，间农事以脩武备，提封约卒乘之数，命将在公卿之列，故兵农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式遏乱略。太宗置府兵台省军卫，文武参掌，闲岁则橐弓力穑，有事则释耒荷戈，所以脩复古制，不废旧物。今则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请；六军不主武事，止于养阶勋。军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内臣之职。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雠；足一蹈军门，视农夫如草芥。谋不足以翦除奸凶，而诈足以抑扬威福；勇不足以镇卫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闾里。羁绁籓臣，干陵宰辅，隳裂王度，汩乱朝经。张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观衅之心，无伏节死难之谊。岂先王经文纬武之旨邪！臣愿陛下贯文武之道，均兵农之功，正贵贱之名，一中外之法，还军卫之职，脩省署之官；近崇贞观之风，远复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国，始天子而达诸侯，可以制猾奸之强，无逾检之患矣。
使法令严明的开端，应说合乎正道的话，实行正道的举措；杜绝篡位杀帝王的发展，就应掌握不折不扣的权力，接近正派的人。疏远宦官，亲近正直的人，宰相们能独立掌管朝中的事务，百官能履行他们的职责。为什么让身边五六个人独揽了全国的政务，对外地单独用皇上的名义发号施令，在朝内窃取了皇上的权力，在朝廷作威作福，在全国横行霸道，百官不敢指责他们的行为，皇上不能制服他们的恶意，灾祸在宫中酝酿，阴谋在身边产生，我担心曹节、侯览又产生在今天，这是宫廷将发生变乱了。《春秋》说“：鲁定公在第一年春天做了鲁王。”没有称正月的原因，是《春秋》认为前王不能寿终正寝，那么后王也不能算是正当的，所以说“鲁定公没有正月”。现忠臣贤人不能成为皇上的亲信，宦官独揽废黜拥立皇帝的大权，使故世皇帝不能寿终正寝，也使皇上不能正当即位，何况皇太子还没有决定，祭祀还没举行，将军宰相的权力没有归还，正确的地位尊卑没有确立，这是国家将出现危险了。《春秋》说“：王札子杀死了召伯、毛伯。”按《春秋》的惯例，臣子互相攻杀不记载。这里记载了，是看重他独占了君王的命令。上天授予的叫天命，君王发布的是命令。接受天命却又丧失了，是不合君道；侵占君王的命令并独自占有，是不合臣道，君不合君道，臣不合臣道，这是国家遭灭亡了。

臣前所谓“生徒惰业，繇学校之官废”者，盖国家贵其禄，贱其能，先其事，后其行，故庶官乏通经之学，诸生无脩业之心矣。
《春秋》说，晋赵鞅率领晋阳的军队不按命令进入了晋都，写他进入，是因为他能驱逐国君身边的坏人来使国君安全，所以《春秋》褒奖他。现在皇权遭侵夺，藩镇横行霸道。如有不懂臣下大义的，首先叛乱的将用使国家平安作为名义；不探究《春秋》深义，动武的将借口驱除恶人。那么刑罚就不归皇上掌握了，征讨一定会由藩镇掌握，这是全国将发生动乱了。因此樊哙闯门流泪进谏，袁盎拦着车陈辞，京房因愤怒而被处死，窦武不怕献出生命，这都是皇上明明知道的。

臣前所谓“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者，臣以为刺史之任，治乱之根本系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权可以御豪强，恩可以惠孤寡，强可以御奸寇，政可以移风俗。其将校曾更战阵，及功臣子弟，请随宜酬赏。苟无治人之术者，不当任此官，即绝干禁之患矣。
根据《春秋》，晋狐射姑杀死了阳处父，却记载为晋襄公杀死了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国君泄露了他的话。晋襄公不能保守秘密，阳处父因此被杀死了，所以《春秋》贬斥他。皇上泄漏意见，臣下就不敢全心全意；皇上泄漏事情，臣下就不敢都说，因此《传》有臣下受亲近却不说直话的记载，《周易》有丧失性命反而坏事的告诫。现公卿重臣，不是不想对皇上说这些，是担心皇上不能采纳。忽略而不采纳，一定会泄漏他的话，臣子说了不被采用，一定会因此遭殃；这只会堵塞正直臣子的嘴，增加奸臣的威风。所以忠臣想说出全部心里话就有丢命的担心，想说明全部意图就有反而坏事的顾虑，徘徊抑郁，想等待皇上醒悟，然后再竭诚劝谏，皇上为什么不在上朝后的闲暇时间里，不时到旁边的宫殿里，召见贤明的宰相和老臣，询问应变防祸的计谋，访求挽救危亡动乱的办法，堵塞阴谋邪恶的通道。贬斥身边邪恶的臣子，抑制他们侵权威逼的野心，恢复他们守门清扫的劳役，遵守他们应该遵守的法纪，操心他们应该操心的事。虽已不能治理好以前的事，但应治理好以后的事；不能端正开始，应该端正终结，这样就能够虔诚地奉行前代经典，能经承先帝的大业，发挥贤才的作用，没有起早贪黑的忧虑了。

臣前所谓“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请以官位禄秩制其器用车服，禁以金银珠玉，锦绣雕镂。不蓄于私室，则无荡心之巧矣。
我上面说到“如果要赶上三王五霸的政绩，继承祖宗的伟业，应借鉴古代的兴衰，明晓现在的成败”，我听说唐尧、夏禹任帝王国家大治的原因，是能够任用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时机地提拔人才，不妨碍他们履行职责，不侵夺他们的权力，任官只看他的才能，只有贤人才亲近，贤才在手下即使微贱也一定提拔，四凶在朝中即使势力大也一定要处死，考虑安危，辨明取舍。秦二世，汉元、成皇帝，都想使国家像有唐和有虞，使自己像尧和舜，但终于失败灭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安危的关键，不知道取舍的标准，不任用重臣，没认出坏人，不亲近忠臣贤人，不疏远奸臣。只要皇上明察唐尧、虞舜兴盛的原因，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借鉴秦、汉灭亡的原因，作为现在的警诫。皇上不要认为朝廷没有好宰相，百官没有贤才。现在法度还没废弃，刑法仍然存在，人民哪个不想做皇上的臣子，使现在成为太平盛世？皇上为什么忽视而不任用他们呢？有人任官没有才能，在皇上身边却并非贤才，凶恶得像四凶，狡诈得像赵高，奸邪得像弘恭、石显，皇上为什么害怕而不除掉他们呢？

臣前所谓“辨校叶”者，繇考言以询行也；臣前所谓“形于耻格”者，繇道德而齐礼也；臣前所谓“念生寡而食众，可罢斥惰游”者，已备于前矣。臣前所谓 “令烦而治鲜，要察其行否”者，臣闻号令者，治国之具也。君审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亏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烦而治鲜，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
国家已有归属，天意仍未改变，祖宗神灵保佑，贤臣怀有忠心，皇上想想这些吧！

臣前谓“博延群彦，愿陛下必纳其言；造廷待问，则小臣其敢爱死”者。昔晁错为汉削诸侯，非不知祸之将至，忠臣之心，壮夫之节，苟利社稷，死无悔焉。臣非不知言发而祸应，计行而身僇，盖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岂忍姑息时忌，窃陛下一命之宠哉？昔龙逄死而启商，比干死而启周，韩非死而启汉，陈蕃死而启魏。今臣之来也，有司或不敢荐臣之言，陛下又无以察臣之心，退必戮于权臣之手，臣幸得从四子游于地下，固臣之愿也。所不知杀臣者，臣死之后，将孰为启之哉！
过去秦朝灭亡，是过于残暴；汉朝灭亡，是过于软弱。过于残暴奸臣怕死就谋害君主，过于软弱强暴的臣子窃取了权力就威胁君主。我已看到敬宗皇帝不防备秦代灭亡的灾祸，不防微杜渐，希望皇上深思汉代灭亡的担忧，防止灾祸发展，那么祖宗的伟业可以继承，三王五霸的政绩就可以赶上了。

至如人主之阙，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脩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陈者，实以臣亲承圣问，敢不条对。虽臣之愚，以为未极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庙以教人孝，养高年以教人悌长，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调元气以煦育，扇大和以仁寿，可以消摇无为，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钧之道，在择宰相以任之，使权造化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择将帅以任之，使脩阃外之寄；念百度之求正，在择庶官面任之，使颛职业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择良吏以任之，使明惠养之术。自然言足以为天下教，动足以为天下法，仁足以劝善，义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劳神惕虑，然后致治哉！
我上面说皇上“心里有没有想到的，是因为下面的情况被阻隔没能反映上来，政令有时不符合愿望，是因为皇上的恩泽受拦阻不能造福百姓”，百姓有深重苦难，皇上不能知道，皇上有爱护百姓的心愿，但百姓不能信服。我看到《春秋》写“梁国灭亡”却不写“被攻占”，是认为梁国是自己灭亡的，是认为当权者头脑昏乱、耳目闭塞、统治残暴，人们都当了强盗，他们却不知怎么办，终于自取灭亡。我听说君王尊显的原因，是看重他的国家，看重国家的原因，是他的人民存在。如果人民不存在，那么即使有国家也不能保证别人看重；国家不被人看重，那么君王也不能保持他的尊显。所以治理国家的人，不能不知道百姓的愿望。

是时，第策官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餗、库部郎中庞严见蕡对嗟伏，以为过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士人读其辞，至感概流涕者。谏官御史交章论其直。
百姓是皇上的儿女，皇上应命慈爱、仁德的人看护、养育他们，像保姆那样关怀，像喂奶那样养育，像老师那样教诲。所以人民对官长，像对神灵那样恭敬，像对父母那样爱戴。现在有时却不是这样，皇上亲近权贵幸臣，他们按职务建立官署，任免官吏，豢养门客，皇上给他们金钱，给他们权势，大的统治一片地方，小的掌管一州，大官没有清廉慈爱的政绩却有贪婪的危害，小官没有忠诚的节操却有作恶欺骗的罪行。所以人民对于官长，像对豺狼那样害怕，像对仇敌那样厌恶。现全国人民贫困，到处都有流亡失散的人，挨饿的人没有吃的，受冻的人没有穿的，鳏夫、寡妇、孤儿、孤老没人抚恤，老人、小孩、患病者没人照顾，加上国家和军队的权力被皇上身边的人独掌，贪官搜刮民财来保持恩宠，污吏因为关系歪曲法令，喊冤叫苦的声音，上冲云霄，下入黄泉，鬼神为此怨恨发怒，阴阳就为此失调。皇上被人阻隔，人们不能去报告，士人无处归向，人民无处效忠。

于时，被选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龊常务，类得优调。河南府参军事李郃曰： “蕡逐我留，吾颜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奋。臣才志懦劣，不能质今古是非，使陛下闻未闻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内思，愧羞神明。今蕡所对，敢空臆尽言，至皇王之成败，陛下所防闲，时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为据，汉、魏以来，无与蕡比。有司以言涉讦忤，不敢闻。自诏书下，万口籍籍，叹其诚鲠，至于垂泣，谓蕡指切左右，畏近臣衔怒，变兴非常，朝野惴息，诚恐忠良道穷，纲纪遂绝，季汉之乱，复兴于今。以陛下仁圣，近臣故无害忠良之谋；以宗庙威严，近臣故无速败亡之祸。指事取验，何惧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蕡以直言副陛下所问，虽讦必容，虽过当奖，书于史策，千古光明。使万有一蕡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阴杀谠直，结雠海内，忠义之士，皆惮诛夷，人心一摇，无以自解。况臣所对，不及蕡远甚，内怀愧耻，自谓贤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臣逃苟且之惭，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顾不美哉！” 帝不纳。郃字子玄，后历贺州刺史。
官吏昏乱，人民贫困，到处都有强盗，国家崩溃的局势，担心马上就会出现。如果不幸又有疾病流行、灾荒出现，陈胜、吴广不单出现在秦代，赤眉、黄巾起义不单产生在汉朝，这就是我为皇上感到激动、痛心的原因。像这样老百姓即使有深重的苦难，皇上怎么能知道呢？皇上有对百姓像儿子样爱护的心愿，老百姓怎么能相信呢？使皇上政令有不能使人信服的，心里有没有想到的，这是必然的。我听说汉元帝登基初期，改变了七十多项制度，他的用意非常诚恳，他的声誉非常高。但法令日益紊乱，国家日益衰弱，坏人日益强大，百姓日益贫困，这是因为他不能选择、任用贤才，失去了对臣下的控制。自从皇上登基，为百姓们操劳，多次颁布诏令，全国人民，没有不敬仰赞叹的，都自己庆幸又从死路上得到了再生。希望皇上有始有终，以满足人民的愿望。如果能将国家的权力交还给宰相，将兵权交还给将领，废除贪官搜刮民财的政令，消除污吏看关系枉法的祸害，只亲近忠臣贤人，只任用正人直臣，不听信受宠奉承的人。挑选清廉、慎重、仁爱、慈惠的官员，用利益使他们勤勉，用仁爱使他们感到温暖，用孝敬和慈爱去教诲他们，引导他们遵行道德礼义，除掉堵塞耳目的人，沟通上下的愿望，使藩国欢欣，万民生息，那么就会心里没有不知道的，政令没有不使人信服的了。

蕡对后七年，有甘露之难。令狐楚、牛僧孺节度山南东西道，皆表蕡幕府，授秘书郎，以师礼礼之。而宦人深嫉蕡，诬以罪，贬柳州司户参军，卒。
我上面说到“想把人民都教化好，应先修身做榜样”，我听说德是用来修身的，教是用来引导别人的。君子修好自己的道德，人们不用劝告就会自己立德；用修身来引导他们，人们不用教诲都会跟随。君子如希望政令必定被遵行，所以就自己做表率；想人们都听从教化，因此用道来驾御他们。现在皇上以身作则但政令没被必定遵行，用道驾御但人们没有听从教化，是否建立教化没有掌握方法呢？建立教化的方法，应是君王用明智来控制，臣子尽忠心来实行。君王以了解臣子为明智，臣子以辅助时政为忠。了解臣子就应任用贤人并驱除邪恶，辅助时政就应巩固根本并遵守法纪。

始，帝恭俭求治，志除凶人，然懦而不睿，臣下畏祸不敢言，故蕡对极陈晋襄公杀阳处父以戒帝，又引阍弑吴子，阴赞帝决。帝后与宋申锡谋诛守澄不克，守澄废帝弟漳王而斥申锡，帝依违其间，不敢主也。贾餗与王涯、李训、舒元舆位宰相，以谋败，皆为中官夷其宗，而宦者益横，帝以忧崩。
不任用贤人用重赏也不能够勉励善人，不驱除邪恶用重刑也不能够禁止违法，根本不巩固人民就会流离失所，不遵法纪权力就会分散，这样想要人们听从教化，按教化施行，是不可能的。皇上如能贬斥奸臣而不偏袒近侍，提拔贤人不遗漏卑贱，那么教化就能在朝廷得到贯彻。

赞曰：汉武帝三策董仲舒，仲舒所对，陈天人大概，缓而不切也。蕡与诸儒偕进，独讥切宦官，然亦太疏直矣。戒帝漏言，而身诵语于廷，何邪？其后宋申锡以谋泄贬，李训以计不臧死，宦者遂强，可不戒哉！意蕡之贤，当先以忠结上，后为帝谋天下所以安危者，庶其纾患耶！
我上面说到“想要人民心情舒畅，应顺应民心加以疏导”，是指应使人民仁德、长寿。要想人民仁德长寿，应建立规章，修明教化。建立规章费用就会减省，费用减省赋税就会减轻，赋税减轻人民就富足了。教化修明就没有争斗，没有争斗就不用刑罚，不用刑罚人民就安宁了。人民富足了，仁义之道就兴盛了；人民安宁了，就长寿了。仁义之道感动了大地，安宁元气感动了上天，所以灾害就不会发生，吉兆就会出现，各地就太平无事，万物就蓬勃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