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卷一百一十

○韩愈张籍孟郊唐衢李翱宇文籍刘禹锡柳宗元韩辞

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无名位。愈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杨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洎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寻登进士第。

宰相董晋出镇大梁，辟为巡官。府除，徐州张建封又请为其宾佐。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山阳令，量移江陵府掾曹。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召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华张。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烧膏油以继晷，常矻矻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牴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迨《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兒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逾岁，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

俄有不悦愈者，摭其旧事，言愈前左降为江陵掾曹，荆南节度使裴均馆之颇厚，均子锷凡鄙，近者锷还省父，愈为序饯锷，仍呼其字。此论喧于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

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请愈为行军司马，仍赐金紫。淮、蔡平，十二月随度还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诏愈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愈文。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文佛指骨一节，其书本传法，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人，持香花赴临皋驿迎佛骨。自光顺门入大内，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谏曰：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识见不远，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尝恨焉！伏惟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以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别立寺观。臣当时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于佛岂合惜身命。所以灼顶燔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愈至潮阳，上表曰：

宪宗谓宰臣曰：“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恶其容易。”上欲复用愈，故先语及，观宰臣之奏对。而皇甫镈恶愈狷直，恐其复用，率先对曰：“愈终大狂疏，且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

初，愈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鳄鱼，卵而化，长数丈，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贫。”居数日，愈往视之，令判官秦济砲一豚一羊，投之湫水，祝之曰：

祝之夕，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无鳄患。

袁州之俗，男女隶于人者，逾约则没入出钱之家。愈至，设法赎其所没男女，归其父母。仍削其俗法，不许隶人。

十五年，征为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会镇州杀田弘正，立王廷凑，令愈往镇州宣谕。愈既至，集军民，谕以逆顺。辞情切至，廷凑畏重之。改吏部侍郎。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台参，为御史中丞李绅所劾。愈不伏，言准敕仍不台参。绅、愈性皆褊僻，移刺往来，纷然不止，乃出绅为浙西观察使，愈亦罢尹为兵部侍郎。及绅面辞赴镇，泣涕陈叙。穆宗怜之，乃追制以绅为兵部侍郎，愈复为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十二月卒，时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子昶，亦登进士第。

张籍者，贞元中登进士第。性诡激，能为古体诗，有警策之句传于时。调补太常寺太祝，转国子助教、秘书郎。以诗名当代，公卿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皆与之游，而韩愈尤重之。累授国子博士、水部员外郎，转水部郎中，卒。世谓之张水部云。

孟郊者，少隐于嵩山，称处士。李翱分司洛中，与之游。荐于留守郑余庆，辟为宾佐。性孤僻寡合，韩愈一见以为忘形之契，常称其字曰东野，与之唱和于文酒之间。郑余庆镇兴元，又奏为从事，辟书下而卒。余庆给钱数万葬送，赡给其妻子者累年。

李翱，字习之，凉武昭王之后。父楚金，贝州司法参军。翱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质。贞元十四年登进士第，授校书郎。三迁至京兆府司录参军。元和初，转国子博士、史馆修撰。

十四年，太常丞王泾上疏请去太庙朔望上食，诏百官议。议者以《开元礼》，太庙每岁礿、祠、蒸、尝、腊，凡五享。天宝末，玄宗令尚食每月朔望具常馔，令宫闱令上食于太庙，后遂为常。由是朔望不视朝，比之大祠。翱奏议曰：

《国语》曰：王者日祭。《礼记》曰：王立七庙，皆月祭之。《周礼》时祭，礿祠蒸尝。汉氏皆杂而用之。盖遭秦火，《诗》、《书》、《礼经》烬灭；编残简缺，汉乃求之。先儒穿凿，各伸己见，皆托古圣贤之名，以信其语，故所记各不同也。古者庙有寝而不墓祭；秦、汉始建寝庙于园陵，而上食焉。国家因之而不改。《贞观》、《开元礼》并无宗庙日祭、月祭之礼，盖以日祭、月祭，既已行于陵寝矣。故太庙之中，每岁五飨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龄、魏徵辈皆一代名臣，穷极经史，岂不见《国语》、《礼记》有日祭、月祭之词乎？斯足以明矣。

伏以太庙之飨，笾豆牲牢，三代之通礼，是贵诚之义也。园陵之奠，改用常馔；秦、汉之权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于太庙，岂非用常亵味而贵多品乎？且非《礼》所谓“至敬不飨味而贵气臭”之义也。《传》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属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祭，荐芰，其子违命去芰而用羊，馈笾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义，当以礼为重，不以其生存所嗜为献，盖明非食味也。然则荐常馔于太庙，无乃与芰为比乎？且非三代圣王之所行也。况祭器不陈俎豆，祭官不命三公，执事者唯宫闱令与宗正卿而已。谓之上食也，安得以为祭乎？且时享于太庙，有司摄事，祝文曰：“孝曾孙皇帝臣某，谨遣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尧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窦氏。时惟孟春，永怀罔极。谨以一元大武、柔毛刚鬣、明粢芗萁、嘉蔬嘉荐醴齐，敬脩时享，以申追慕。”此祝辞也。前享七日质明，太尉誓百官于尚书省曰：“某月某日时享于太庙，各扬其职。不供其事，国有常刑。” 凡陪享之官，散斋四日，致斋三日，然后可以为祭也。宗庙之礼，非敢擅议，虽有知者，其谁敢言？故六十余年行之不废。今圣朝以弓矢既橐，礼乐为大，故下百僚，可得详议。臣等以为《贞观》、《开元礼》并无太庙上食之文，以礼断情，罢之可也。至若陵寝上食，采《国语》、《礼记》日祭、月祭之词，因秦、汉之制，修而存之，以广孝道可也。如此，则经义可据，故事不遗。大礼既明，永息异论，可以继二帝三王，而为万代法。与其渎礼越古，贵因循而惮改作，犹天地之相远也。

知礼者是之，事竟不行。

初，谏议大夫柏耆将使沧州军前宣谕，翱尝赞成此行。柏耆寻以擅入沧州得罪，翱坐谬举，左授少府少监。俄出为郑州刺史。五年，出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御使。七年，改授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八年，征为刑部侍郎。九年，转户部侍郎。七月，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会昌中，卒于镇，谥曰文。

宇文籍，字夏龟。父滔，官卑。少好学，尤通《春秋》。窦群自处士征为右拾遗，表籍自代，由是知名。登进士第。宰相武元衡出镇西蜀，奏为从事。以咸阳尉直史馆，与韩愈同修《顺宗实录》，迁监察御史。王承宗叛，诏捕其弟驸马都尉承系，其宾客中有为误识者。又苏表以破淮西策干宰相武元衡，元衡不用。以籍旧从事，令召表讯之，籍因与表狎。元衡怒，坐贬江陵府户曹参军。至任，节度使孙简知重之，欲令兼幕府职事。籍辞曰：“籍以君命谴黜，亦当以君命升。假荣偷奖，非所愿也。”后考满，连辟籓府，入为侍御史，转著作郎，迁驾部员外郎、史馆修撰。与韦处厚、韦表微、路随、沈传师同修《宪宗实录》。俄以本官知制诰，转库部郎中。太和中，迁谏议大夫，专掌史笔，罢知制诰。

籍性简淡寡合，耽玩经史，精于著述，而风望峻整，为时辈推重。太和二年正月卒，时年五十九，赠工部侍郎。子监，大中初登进士第。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祖云。父溆，仕历州县令佐，世以儒学称。禹锡贞元九年擢进士第，又登宏辞科。禹锡精于古文，善五言诗，今体文章复多才丽。从事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典记室，尤加礼异。从佑入朝，为监察御史。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

贞元末，王叔文于东宫用事，后辈务进，多附丽之。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顺宗即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诰，皆出于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颇怙威权，中伤端士。宗元素不悦武元衡，时武元衡为御史中丞，乃左授右庶子。侍御史窦群奏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群即日罢官。韩皋凭藉贵门，不附叔文党，出为湖南观察使。既任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

叔文败，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士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初，禹锡、宗元等八人犯众怒，宪宗亦怒，故再贬。制有“逢恩不原”之令。然执政惜其才，欲洗涤痕累，渐序用之。会程异复掌转运，有诏以韩皋及禹锡等为远郡刺史。属武元衡在中书，谏官十余人论列，言不可复用而止。

禹锡积岁在湘、澧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曲江为良臣，识胡雏有反相，羞与凡器同列，密启廷诤，虽古哲人不及。而燕翼无似，终为馁魂。岂忮心失恕，阴谪最大，虽二美莫赎耶？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狱而钟祉四叶。以是相较，神可诬乎？”

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诏下，御史中丞裴度奏曰：“刘禹锡有母，年八十余。今播州西南极远，猿狖所居，人迹罕至。禹锡诚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则与此子为死别，臣恐伤陛下孝理之风。伏请屈法，稍移近处。” 宪宗曰：“夫为人子，每事尤须谨慎，常恐贻亲之忧。今禹锡所坐，更合重于他人，卿岂可以此论之？”度无以对。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责人子之事，然终不欲伤其所亲之心。”乃改授连州刺史。去京师又十余年。连刺数郡。

太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郎中。禹锡衔前事未已，复作《游玄都观诗序》曰：“予贞元二十一年为尚书屯田员外郎，时此观中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还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红桃满观，如烁晨霞，遂有诗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得为主客郎中。重游兹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其前篇有“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后篇有“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到来”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禹锡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之。太和中，度在中书，欲令知制诰。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累转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度罢知政事，禹锡求分司东都。终以恃才褊心，不得久处朝列。六月，授苏州刺史，就赐金紫。秩满入朝，授汝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诗笔文章，时无在其右者。常与禹锡唱和往来，因集其诗而序之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于视草，视竟则兴作，兴作则文成。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太和三年春以前，纸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仗醉，率然口号者，不在此数。因命小侄龟兒编勒成两轴。仍写二本，一付龟兒，一授梦得小男仑郎，各令收藏，附两家文集。予顷与元微之唱和颇多，或在人口。尝戏微之云：‘仆与足下二十年来为文友诗敌，幸也！亦不幸也。吟咏情性，播扬名声，其适遗形，其乐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仆不得独步于吴、越间，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复遇梦得，非重不幸耶？’梦得梦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矣！在在处处，应有灵物护持，岂止两家子弟秘藏而已！”其为名流许与如此。梦得尝为《西塞怀古》、《金陵五题》等诗，江南文士称为佳作，虽名位不达，公卿大僚多与之交。

开成初，复为太子宾客分司，俄授同州刺史。秩满，检校礼部尚书、太子宾客分司。会昌二年七月卒，时年七十一，赠户部尚书。

子承雍，登进士第，亦有才藻。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后魏侍中济阴公之系孙。曾伯祖奭，高祖朝宰相。父镇，太常博士，终侍御史。宗元少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当时流辈咸推之。登进士第，应举宏辞，授校书郎、蓝田尉。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

顺宗即位，王叔文、韦执谊用事，尤奇待宗元。与监察吕温密引禁中，与之图事。转尚书礼部员外郎。叔文欲大用之，会居位不久，叔文败，与同辈七人俱贬。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永州司马。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

元和十年，例移为柳州刺史。昌朗州司马刘禹锡得播州刺史，制书下，宗元谓所亲曰：“禹锡有母年高，今为郡蛮方，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异方，便为永诀。吾于禹锡为执友，胡忍见其若是？”即草章奏，请以柳州授禹锡，自往播州。会裴度亦奏其事，禹锡终易连州。

柳州土俗，以男女质钱，过期则没入钱主，宗元革其乡法。其已没者，仍出私钱赎之，归其父母。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时号柳州云。有文集四十卷。

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时年四十七。子周六、周七，才三四岁。观察使裴行立为营护其丧及妻子还于京师，时人义之。

韦辞，字践之。祖召卿，洛阳丞。父翃，官至侍御史。辞少以两经擢第，判入等，为秘书省校书郎。贞元末，东都留守韦夏卿辟为从事。后累佐使府，皆以参画称职。元和九年，自蓝田令入拜侍御史，以事累出为朗州刺史，再贬江州司马。

长庆初，韦处厚、路随以公望居显要，素知辞有文学理行，亟称荐之。擢为户部员外，转刑部郎中，充京西北和籴使。寻为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盐铁副使，转吏部郎中。文宗即位，韦处厚执政，且以澄汰浮华、登用艺实为事，乃以辞与李翱同拜中书舍人。

辞素无清藻，文笔不过中才，然处事端实，游官无党。与李翱特相善，俱擅文学高名。疏达自用，不事检操。处厚以激时用，颇不厌公论；辞亦倦于润色，苦求外任。乃出为潭州刺史、御史中丞、湖南观察使。在镇二年，吏民称治。大和四年卒，时年五十八，赠右散骑常侍。

史臣曰：贞元、太和之间，以文学耸动搢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如俾之咏歌帝载，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贤，气吞时辈。而蹈道不谨，昵比小人，自致流离，前隳素业。故君子群而不党，戒惧慎独，正为此也。韩、李二文公，于陵迟之末，遑遑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杨、墨，排释、老，虽于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

赞曰：天地经纶，无出斯文。愈、翱挥翰，语切典坟。牺鸡断尾，害马败群。僻涂自噬，刘、柳诸君。

译文与注释

○韩愈张籍孟郊唐衢李翱宇文籍刘禹锡柳宗元韩辞
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父名仲卿，无声名地位。韩愈三岁时便成了孤儿，寄养在堂兄家中。韩愈自念是孤儿，从小便刻苦读书，无须别人嘉许勉励。大历至贞元之间(766～805)，文章大多崇尚仿古，模拟扬雄、董仲舒的著述风格，而独孤及、梁肃学问最为深奥，受到知识界推崇。韩愈同这一班人交往，锐意钻研，希望自己在一代人中崭露头角。及至应进士科考，文章投递到公卿之间，前宰相郑余庆极力为他播扬声誉，因此韩愈一时便出了名。

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无名位。愈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杨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洎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寻登进士第。
不久，韩愈便中了进士。宰相董晋出京镇戍大梁，征召韩愈为巡官。董晋调任，徐州张建封又聘请他做幕僚。韩愈说话直爽坦率，从不畏惧或回避什么，操行坚定纯正，却不善于处理一般事务。后来调任四门博士，转任监察御史。德宗晚年时，朝政落到多家权贵手中，宰相不能决断机要事务，宫中宦官到民市强行买卖的弊端，谏官上奏批评，皇上不听取。韩愈曾呈递数千言的奏章竭力陈说，皇上不接受，反而发怒将韩愈贬为连州阳山县令，后酌情移近任江陵府属官。元和(806～820)初年，韩愈被召为国子博士，又升都官员外郎。当时华州刺史阎济美因公事停止华阴县令柳涧的职务，让他代行属吏职事。数月后，阎济美被罢免，离开官衙去住公馆，柳涧便煽动百姓拦路索取前些年的军务劳役费。后来刺史赵昌查出柳涧煽动之罪将此事上奏，贬柳涧为房州司马。韩愈因公差经过华州，闻知此事，认为继任刺史庇护前任，便上疏为柳涧辩护，皇上将奏疏留在禁中不予处理。皇上命监察御史李宗..核查，查得柳涧贪污受贿的事实，再度贬柳涧为封溪县尉。因韩愈妄加议论，又将他降为国子博士。韩愈认为自己才学高深，却屡次遭贬斥，于是做《进学解》以自喻。文章写道：

宰相董晋出镇大梁，辟为巡官。府除，徐州张建封又请为其宾佐。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山阳令，量移江陵府掾曹。
“国子先生早晨走进太学，召集学生们站立在校舍前，教诲他们说：‘学业精深来自勤奋，学习荒废由于玩乐；德行养成依靠深思熟虑，德行败坏由于因循苟且。现今圣君贤臣相遇，法律政令俱已制订，铲除了凶险邪恶之辈，选拔了德才兼优的人。具些许长处者一概录用，以一技而出名的人无不授职。发掘搜罗鉴别挑选，除去污垢磨出光辉。或许有学问欠佳而侥幸中选者，谁说学识渊博的人得不到举用？诸位学子只须担心学业不能精深，不用害怕主管官员不能明察；只须担心德行不能养成，不要害怕主管官员不公正。’

元和初，召为国子博士，迁都官员外郎。时华州刺史阎济美以公事停华阴令柳涧县务，俾摄掾曹。居数月，济美罢郡，出居公馆，涧遂讽百姓遮道索前年军顿役直。后刺史赵昌按得涧罪以闻，贬房州司马。愈因使过华，知其事，以为刺史相党，上疏理涧，留中不下。诏监察御史李宗奭按验，得涧赃状，再贬涧封溪尉。以愈妄论，复为国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作《进学解》以自喻曰：
“话未说完，就有学生在行列里笑着说：‘先生在骗我们吧！弟子跟着先生学习，至今有好些年了。先生口中从未停止吟诵六经文句，手中从未停止翻阅诸子百家著述。读纪事文章必定总结其要点，读说理文章必定探讨其深奥含义。贪图多学务求有所获，无论重大或细微的内容均不放弃。点灯燃烛夜以继日，终年孜孜不倦地刻苦用功。先生治学，可以说够勤奋了。抵制异端邪说，排斥佛教道教，弥补儒学的缺漏，阐发儒学道统，独自旁搜博引将它从远古继承下来；犹如防堵百川泛滥而使它东流入海，挽回已经倾泻的狂澜。先生对于捍卫和传播儒家学说，可以说劳苦功高了。沉浸在古代典籍之深厚义蕴中，咀嚼品味其中的精华，写成文章，那些著作把家里都堆满了。向上代取法，虞舜夏禹之作，深奥无穷。《周诰》、《殷盘》，文句艰深难读。《春秋》文辞简要严谨，《左传》语言铺张华美。《易》奇妙而有法则，《诗》纯正而华丽。往下学习，《庄子》、《离骚》，太史公《史记》，扬雄和司马相如辞赋，这些著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先生所做文章，可以说是内容博大精深而文辞雄奇奔放了。少小时就懂得学习，勇于大胆实践；随着年龄增长便通晓事理，处理各种事情都能恰如其分。先生在做人方面，可以说是德行完美了。然而在公务上不能被人信任，私事上得不到朋友帮助，进退两难，动辄获罪。没当几天御史，就被撵到南方边远之地。三度任国子博士，是个闲职不能有所作为。命中注定老要同仇敌打交道，屡遭失败。冬季即使天气较暖孩子们也冷得叫喊，丰收之年妻子也因饥饿而啼哭。先生头顶秃了牙齿脱落，即使熬到死又能得到什么好处？不知多想想这些，反倒来教训别人！’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召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华张。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先生说：‘喂，你到前面来。那大木头可做栋梁，小木头可做椽子，斗拱短柱，门臼门槛门闩门框，各派适当用场，用以建成房屋，这是工匠们的巧妙技术。贵重的地榆朱砂，天麻龙芝，普通的车前草马勃菌，陈旧的鼓皮，兼收并蓄，备用而不至于缺遗，这是医师的高明之处。选拔人才准确公正，优秀的、稍差的一并量才任用，有的以委曲周全见长，有的以超绝旷达出众，比较他们的长处和短处，将他们安置到适合各自特点的职位上，这是宰相用人的原则。古时孟轲擅长辩论，孔子的学说因而得以阐明传播，他的车迹遍及天下，在周游列国中度过一生。荀卿坚守正道，儒家的伟大理论因而发扬光大，为逃避齐人的谗言来到楚国，最后被楚国废为平民死在兰陵。这两位大儒，说出话来就成为经典，一举一动都成为法则，远远超过同辈人，优异卓绝达到了圣人的境地，他们在世上的遭遇又怎样呢？今天先生我治学勤奋，但不能继承儒家道统；言论虽多，却未能切中要领；文章虽新奇，但不合于实用；德行虽具一定修养，却不能超群出众。尚且月月取用朝廷的俸钱，年年耗费国库的粮食，孩子们不会种田，妻子不会织布，我骑马出门带着随从，安坐家中便吃现成饭，沿着常人之路小心地迈步，从古籍中窃取前人的言论。然而圣主不加责罚，宰臣不斥逐我，这不是很幸运吗？动一动便遭毁谤，名声随之被毁坏。将我安放在闲散的位置，这是理所当然的。至于去思虑利禄之有无，计较职位的高低，而忘记自己的才干只适合担任什么职务，指责自己上司的毛病，这犹如质问木匠为何不用小木桩做屋柱、指责医师用昌蒲使人延年益寿而打算推荐猪苓一样的荒谬。’”

先生曰：“吁，子来前！夫大木为杗，细木为桷，ＭＭ栌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硃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余为妍，卓荦为杰，校短量长，唯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苟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学虽勤，不由其统；言虽多，不要其中；文虽奇，不济于用；行虽修，不显于众。犹且月费俸钱，岁靡廪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踵常涂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此非其幸哉！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财贿之有无，计班资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称，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谓诘匠氏之不以杙为楹，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欲进其豨苓也。”
不久，有人不喜欢韩愈，抓住他的旧事不放，说韩愈先前降职为江陵掾曹时，荆南节度使裴均留他住宿礼遇厚重，裴均之子裴锷乃平庸浅陋之人，最近裴锷回来看望父亲，韩愈在为裴锷送行的文章序中，仍称呼裴锷的字。这一说法在朝官中引起很大反响，因此韩愈被改授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817)八月，宰相裴度任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聘请韩愈为行军司马，赐紫服佩金鱼袋。淮西、蔡州平定以后，十二月随裴度回朝，因功被授刑部侍郎，圣上便命他撰写《平淮西碑》碑文，其中很大篇幅叙述裴度的事迹。当时率先进入蔡州生擒吴元济，李..功劳最大，他对韩愈所写愤愤不平。李..之妻可以出入宫禁，于是诉说碑辞与事实不符，圣上便下令磨掉韩愈所写碑文。宪宗皇帝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刻石为碑。

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逾岁，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
凤翔法门寺有座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文佛的一节手指骨，可以书写经文传布佛法，三十年开启一次，塔开时便年丰人泰。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圣上命中使杜英奇带领宫女三十人，手持香料鲜花，前往临皋驿迎接佛骨。从光顺门进入皇宫，留在宫中三日，然后送往各寺。王侯公卿士大夫及平民百姓，人人奔走迎送，施舍钱财，唯恐落在他人之后。百姓中有人不惜耗尽家产、灼烧头顶和手臂以求供养佛骨。韩愈向来不喜欢敬佛之事，便上疏劝谏道：

俄有不悦愈者，摭其旧事，言愈前左降为江陵掾曹，荆南节度使裴均馆之颇厚，均子锷凡鄙，近者锷还省父，愈为序饯锷，仍呼其字。此论喧于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
“臣俯首以为佛这东西，不过是夷狄的一种法术。从后汉时开始流传到中国，上古时并不曾有。从前黄帝在位百年，活到一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活了一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活了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活了一百零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活了一百一十八岁；帝舜和帝禹都年满百岁。这些年代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长寿，然而当时中国并没有佛。那以后商汤也活到百岁，他的孙子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史书未记载他们的年寿，推断他们的生年，大概都不少于一百岁。周文王活了九十七岁，武王活了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这时佛法也未传到中国，他们并非奉佛而能久居君位和高寿。

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请愈为行军司马，仍赐金紫。淮、蔡平，十二月随度还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诏愈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愈文。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汉明帝时开始有佛法，而他在位只有十八年。之后战乱亡国之祸接踵而来，国运不能久长，宋、齐、梁、陈、元魏以来，奉佛越来越恭谨虔诚，而朝代更加短促。其间只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次舍身做佛徒，祭祀宗庙不再用牲畜做祭品，每昼夜只吃一餐，食物限于蔬菜和果品。后来竟为侯景所逼迫，饿死在台城，国家不久便灭亡。敬佛本为求福，反倒招致灾祸。由此看来，佛不值得信奉，可以明白了。

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文佛指骨一节，其书本传法，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人，持香花赴临皋驿迎佛骨。自光顺门入大内，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谏曰：
“高祖灭隋建国之初，即主张废止佛教。当时群臣缺乏远见，不能深刻领悟先王治政方略及古今理国的规律，传播圣上的英明见解，以补救奉佛造成的弊害，这事便没去做。臣曾为此深感遗憾呀！臣俯首思虑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来无人能比。陛下即位之初，就禁止剃度常人为僧尼、道士，又禁止另建佛寺道观。臣当时认为高祖的遗志，必经陛下之手而得以实现。眼下纵然不能立即实行，难道可以纵容奉佛之风使它愈演愈烈吗？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始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书史不言其寿，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至中国，非因事佛而致此也。
“现在听说陛下让僧人们从凤翔迎来佛骨，登楼观看，还抬进了皇宫，让各寺相继迎接供养。臣虽然十分愚笨，也必定知道陛下不会被佛法迷惑而采取大礼供奉以祈求福瑞吉祥，只不过是因年丰民乐，顺应人心，为京都士大夫百姓设置一个奇特的观赏物、一个游戏玩乐的器具而已。哪有如此圣明却肯相信这种荒诞事情的呢？可是百姓愚昧，易受诱惑难明事理，假如看陛下这样，会以为陛下真心信佛。于是都说天子最圣明，尚且虔心敬佛，咱们百姓渺小卑贱，奉佛难道还应吝惜自己的身家性命吗？所以焚灼头顶烧去手指，数十百人聚集一起，解衣脱衫散布钱财，从早到晚，转相仿效，唯恐落于众人之后，老老少少四处奔走，将谋生之事尽皆抛弃。如果不立即加以禁止，等到佛骨经过各寺庙，必定有砍断手臂割碎身体用以供养的。伤风败俗，被四方之国传为笑谈，这不是小事啊。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佛本是夷狄之人，同中国言语不通，服饰形制完全不同。他口中不说合乎先王礼法的言论，身上不穿合乎先王礼法的衣服，不懂君臣之间的道义、父子之间的情分。假使他仍活着，奉着他们国家的使命，来我京师朝拜，陛下容纳并接待他，不过在宣政殿见他一见，安排一次待客的礼仪，赐他衣服一套，护送他出境，不会让他去迷惑百姓。何况他身死已久，不过是一块枯朽的骨头，污秽不祥的残物，怎么适宜让它进入宫禁呢！孔子说：‘敬重鬼神但要远离他。’古时诸侯，在国中进行祭吊，尚且命巫祝先用桃枝编的笤帚扫除不祥，然后再行祭吊。现在平白无故迎奉枯朽污秽之物，亲临观赏，不先命巫祝，不使用桃枝笤帚，群臣不说陛下有错，御史不指出陛下的过失，臣确实为此感到羞耻。乞求陛下将这块骨头交付水火，使奉佛之事永远断根，断绝当今天下人和后代的疑惑。让天下人知道大圣人的作为非同寻常，难道不是一桩盛美之举吗！难道不痛快吗！佛如有灵，真能降祸作祟，只要有灾殃，就加到我身上来吧。老天有眼，我不会怨恨后悔。”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识见不远，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尝恨焉！伏惟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以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别立寺观。臣当时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疏文奏上，宪宗非常恼怒。隔了一天，皇上将疏文出示给宰臣看，打算对韩愈处以极刑，裴度、崔群奏道：“韩愈触犯陛下，确实应当问罪，然而若不是心怀忠诚，不惧罢官责罚，怎能到这样地步？乞求圣上稍赐宽容，以使别人敢于劝谏。”皇上道：“韩愈说我奉佛太过分，我还可以容忍。至于说东汉奉佛之后，帝王都招致性命夭折皇位短促，怎么话说得这样刺耳呢？韩愈身为人臣，胆敢如此狂妄，一定不能宽赦。”一时人心震惊叹惜，乃至皇亲国戚们也认为对韩愈加罪太重，便就事情本身为韩愈说情，于是将他贬为潮州刺史。

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于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以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 古之诸侯，行吊于国，尚令巫祝先以桃，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臣于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被授潮州刺史，即日驱车上路。经南岭、涉大海，水陆万里途程。臣所任职州郡，在广府最东边，离广府虽说二千里路，然而往来都要花费一个月以上。经过海口，下到险恶的水域，波涛壮阔急流凶猛，难以测算行期，飓风时起鳄鱼出没，祸患不可预料。州南地近边界，海水涨时波涛连天，毒雾瘴气早晚散发。臣年轻时多病，年刚五十，便头发斑白牙齿脱落，按理命不久长。加上所犯之罪极重，所处之地又极偏远荒瘠，臣忧虑惶恐惭愧惊悸，死期不远了。臣立蛮夷之地，与山神鬼怪打交道。假使不是陛下哀怜而惦记我，谁肯为臣说一句话呢。

疏奏，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裴度、崔群奏曰：“韩愈上忤尊听，诚宜得罪，然而非内怀忠恳，不避黜责，岂能至此？伏乞稍赐宽容，以来谏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惊惋，乃至国戚诸贵，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贬为潮州刺史。
“臣生性愚笨无知，人情世故多有不懂，只酷爱做学问写文章，没有一天停止过，确实得到同辈人推崇赞许。臣在应时文章方面，也无过人之处，至于论述陛下功德，则能与《诗》、《书》相比并；所做诗歌，用为郊祀的献辞；记载泰山封禅大典，镂刻在白玉碑石上成为传世典籍；陈述宏大盛美齐天之功绩，传颂前无古人之伟业，编入《诗》、《书》之类的经典也毫无愧色，放置于天地之间也不觉逊色。即使古代文豪复生，臣也不肯多加退让。臣俯首以为大唐受天命而统治天下，四海之内，没有谁不称臣屈服，南北西东，各有疆域万里。自天宝以后，政令措施稍觉松懈，礼乐不完善，军备不雄厚。叛臣奸人，外表恭顺内心悖逆，父子相继，祖孙相传，像古时诸侯，独霸一方，不向圣上朝拜纳贡，有六七十年了。古时四圣所传秩序，直到陛下，您亲自听政断事，干戈所指，无不顺从。应当制定乐章，禀告神明，东巡泰山，向皇天奏报功勋，使江山万世长存，护佑我大唐成就伟业。正当此时，可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遇，可是臣负罪在身，被拘禁在海岛，忧伤叹息，一天天逼近死期，竟不能任侍从官职、服事御前，竭尽思虑使尽精力，以赎回先前的过失。心怀苦痛度尽时光，至死不能瞑目！遥望北极星，魂神飞离。俯首恳请陛下，您就是天地父母，同情、怜惜我吧。”

愈至潮阳，上表曰：
宪宗对宰臣说道：“昨日收到韩愈到潮州后的上表，所以想起他谏迎佛骨之事，他很是爱护我，我难道不知道？但韩愈身为人臣，不应当说人主奉佛就位促寿短。我因此讨厌他太轻率了。”皇上意欲重新起用韩愈，所以先说及，看宰臣们怎样答对。可是皇甫..憎恨韩愈为人心直口快，怕他重被起用，便抢先回答说；“韩愈终究太狂放粗疏，暂且可考虑调到别郡。”于是任命韩愈为袁州刺史。

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授潮州刺史，即日驰驿就路。经涉岭海，水陆万里。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去广府虽云二千里，然来往动皆逾月。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期程，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单立一身，朝无亲党，居蛮夷之地，与魍魅同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谁肯为臣言者。
当初，韩愈到潮阳上任以后，向属吏询问百姓有何疾苦，都说：“那城西深潭之中有鳄鱼，产卵孵化，有数丈长，把百姓豢养的家畜都要吃光了，因此百姓贫穷。”过了几天，韩愈前去视察，命判官秦济烤了一只小猪一只羊，投进潭水中，祷告道：

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唯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实为时辈推许。臣于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至于论述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迹；编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多让。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臣妾南北东西，地各万里。自天宝之后，政治少懈，文致未优，武克不纲。孽臣奸隶，外顺内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孙。如古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贡，六七十年。四圣传序，以至陛下，躬亲听断，干戈所麾，无不从顺。宜定乐章，以告神明；东巡泰山，奏功皇天，使永永万年，服我成烈。当此之际，所谓千载一时，不可逢之嘉会。而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曾不得奏薄伎于从官之内、隶御之间，穷思毕精，以赎前过。怀痛穷天，死不闭目！瞻望宸极，魂神飞去。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
前代德威衰降之君主，抛弃楚、越之地，那么鳄鱼在此栖息是可以的。现今天子神圣，四海之外，均能据有。何况古扬州地域，刺史县令管辖之境，需献出贡物赋税代天地祖先宗庙祭祀所用，鳄鱼怎能同刺史一同居处这块土地上呢？刺史受天子派遣，命他在此驻守，鳄鱼伏居潭中胆敢不安分，而去吞食供百姓猎用的熊鹿獐猪来喂肥自身，繁殖后代，与刺史争做主宰。刺史虽然低能懦弱，怎肯向鳄鱼低头屈服呢？现在大海在潮州南面，大至鲸鹏，小至虾蟹，无不容纳，鳄鱼早晨动身晚上即可到达。现与鳄鱼约定，三至七日内，如鳄鱼顽固不化不肯迁往大海，定要加害于人，那么刺史将挑选才高体壮之人，持强弓毒箭，同鳄鱼一决雌雄！

宪宗谓宰臣曰：“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恶其容易。”上欲复用愈，故先语及，观宰臣之奏对。而皇甫镈恶愈狷直，恐其复用，率先对曰：“愈终大狂疏，且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
祷告的当晚，暴风雷霆从潭中生起。几天后，潭水干涸，迁移到旧潭以西六十里。从此潮州人再不受鳄鱼危害。

初，愈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鳄鱼，卵而化，长数丈，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贫。”居数日，愈往视之，令判官秦济砲一豚一羊，投之湫水，祝之曰：
袁州风俗，平民女儿抵押给人家做奴婢，超越契约期限而不赎回，就由出钱人家没为家奴。韩愈到后，设法赎出那些被没为家奴的男女，让他们回到父母身边。于是禁止此种风俗，不许买人为奴。

前代德薄之君，弃楚、越之地，则鳄鱼涵泳于此可也。今天子神圣，四海之外，抚而有之。况扬州之境，刺史县令之所治，出贡赋以共天地宗庙之祀，鳄鱼岂可与刺史杂处此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鳄鱼睅然不安溪潭，食民畜熊鹿麞豕，以肥其身，以繁其卵，与刺史争为长。刺史虽驽弱，安肯为鳄鱼低首而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鳄鱼朝发而夕至。今与鳄鱼约，三日乃至七日，如顽而不徙，须为物害，则刺史选材伎壮夫，操劲弓毒矢，与鳄鱼从事矣！
元和十五年(820)，征召韩愈为国子祭酒，转任兵部侍郎。正值镇州人杀了田弘正，拥立王廷凑，朝廷命韩愈去镇州传旨晓谕。韩愈到后，召集军民，说明反逆与归顺的不同后果，情感深挚言辞真切，王廷凑听了又怕又敬重。后韩愈改任户部侍郎，转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由于不参谒中臣，被御史中丞李绅弹劾。韩愈不服，说皇上恩准便不必参谒中臣。李绅、韩愈性情都固执不让，你往我来，争辩不止，于是派李绅出任浙西观察使，韩愈也被罢免京兆尹，任兵部侍郎。等到李绅告辞皇上赴镇任职，流泪陈说，穆宗怜惜他，便追发诏书授李绅为兵部侍郎，韩愈又任吏部侍郎。

祝之夕，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无鳄患。
长庆四年(824)十二月韩愈辞世，时年五十七岁，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

袁州之俗，男女隶于人者，逾约则没入出钱之家。愈至，设法赎其所没男女，归其父母。仍削其俗法，不许隶人。
韩愈性情开朗豁达，与人交往，无论对方发迹或是潦倒，他始终态度不变。年轻时同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这两人声名地位还不高，韩愈不避寒暑，在公卿中赞扬推崇他们。张籍终于科考得中，荣获利禄官位。后来韩愈虽然身份显贵，每当办完公事的闲暇，便同他们一起谈话宴饮，论文赋诗，和过去一样。而对那些权豪势要，看作奴仆一般，瞪着眼睛不屑一顾。韩愈很善于诱导勉励后进，留在家中做宾客对待的十分之六七，即使自己早餐也吃不上了，仍然和颜悦色毫不在意。总是以振兴名声教化、弘扬仁义为己任。帮助内外亲和朋友的孤女婚嫁的近十人。韩愈常认为，自魏晋以来做文章的人多拘于骈句对偶，而古代经典的意旨，司马迁、扬雄的气韵风格，不再发扬了。所以韩愈所写文章，务必同近时文体相反，抒发意旨创立学说，自成一家崭新见解。当时作家很多，没人能超过他，所以世上有“韩文”之誉。但是他不时仗恃才华肆意而言，也有远离孔、孟的观点。譬如南方人荒唐地将柳宗元当作罗池神，而韩愈撰写罗池庙碑便作为真有其事来记载；李贺因父名晋肃，不应参加进士考试，而韩愈为李贺写了《讳辩》一文，让他去考进士；又写了《毛颖传》，讥讽戏谑不近人情：这是文章的最大失误。当时人称韩愈有史家的笔力，等到他撰写《顺宗实录》，由于繁简不当，叙事取舍也不恰当，深为当时人指责。殷宗、文宗都曾命令史臣增添修改，那时韩愈的女婿李汉、蒋系官居显位，诸位史臣很觉为难。而韦处厚竟然另外撰写了《顺宗实录》三卷。韩愈有文集四十卷，李汉为文集作序。

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少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籍终成科第，荣于禄仕。后虽通贵，每退公之隙，则相与谈宴，论文赋诗，如平昔焉。而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而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大抵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凡嫁内外及友朋孤女仅十人。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祖父刘云，父刘溆，历任州县官吏或幕僚，以儒学被世人称道。刘禹锡于贞元九年(793)应进士考及第，不久又考中博学宏辞科。刘禹锡精通古文，善做五言诗，今体诗和文章亦富于才华、辞藻瑰丽。做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僚时，任掌书记，杜佑对他格外器重。后随杜佑入朝，任监察御史，同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友善。

常以为自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然时有恃才肆意，亦有盩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辨》，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时愈婿李汉、蒋系在显位，诸公难之。而韦处厚竟别撰《顺宗实录》三卷。有文集四十卷，李汉为之序。
贞元末，王叔文任太子侍读，许多年轻人欲求上进，都去依附他。王叔文特别赏识刘禹锡，把他作为宰相人选来对待。顺宗即位后，长期患病不能主持政务，朝廷文诰，都由王叔文掌管。王叔文将刘禹锡及柳宗元召入宫中，同他们商议，对二人的意见没有不听从的。刘禹锡调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他们颇依仗权势，中伤正直人士。柳宗元一向不喜欢武元衡，当时武元衡任御史中丞，于是被降职做右庶子。侍御史窦群上奏弹劾刘禹锡心怀叵测扰乱朝政，不宜留在朝内，结果窦群当天便被罢官。韩皋仗着自己出身显贵，不依附王叔文一党，便被调出任湖南观察使。他们既然凭自己的喜怒欺凌旁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斥责，路上遇着则以白眼相看，当时号称二王(王叔文、王亻丕)、刘、柳。

子昶，亦登进士第。
王叔文失败后，刘禹锡亦获罪贬为连州刺史，赴任途中，又贬为郎州司马。郎州在西南夷人之地，风气很落后，习俗处处与中原不同，没有一个能交谈的人。刘禹锡在郎州十年，惟有靠作文吟诗来陶冶性情。蛮夷之风俗崇尚巫术，每每滥修祠庙，击鼓舞蹈，必定唱言辞俚俗的歌曲。刘禹锡间或也参与其中，便依照屈原等人作品，写了新辞教巫祝歌唱。所以郎州地方夷人唱歌，多是刘禹锡所做歌词。

张籍者，贞元中登进士第。性诡激，能为古体诗，有警策之句传于时。调补太常寺太祝，转国子助教、秘书郎。以诗名当代，公卿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皆与之游，而韩愈尤重之。累授国子博士、水部员外郎，转水部郎中，卒。世谓之张水部云。
当初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触犯众怒，宪宗也很生气，所以对他们一再贬谪。诏书上有“逢恩不宽恕”的命令。然而执政官惋惜他们的才华，欲待事情淡化后，逐步提升他们。等到程异再次掌管转运事务，朝廷下诏派韩皋以及刘禹锡等人任边远州郡刺史。恰好武元衡官居中书省，让谏官十余人列举理由，说刘禹锡等人不可再用，于是作罢。

孟郊者，少隐于嵩山，称处士。李翱分司洛中，与之游。荐于留守郑余庆，辟为宾佐。性孤僻寡合，韩愈一见以为忘形之契，常称其字曰东野，与之唱和于文酒之间。郑余庆镇兴元，又奏为从事，辟书下而卒。余庆给钱数万葬送，赡给其妻子者累年。
刘禹锡多年在湘州、澧州一带，忧郁不乐，于是读《张九龄文集》，并做叙表明自己的见解道：“世人说张曲江做宰相时，建议被放逐之臣不宜到条件好的地方，因此多流放到湘黔五溪不毛之地。现在读他的文章，他从朝官被贬为始安郡守，便叹息身处烟瘴疫病之地；从宰相贬为荆州刺史，便感觉自己像被囚禁的犯人。托言于叹禽鸟，寄辞于咏草树，郁郁然具有与屈原之辈相同的风格。哎呀，自己本生长偏远之地，一旦失意便不能忍受，何况生长中原或出身士族之人，难道必定要遣送到贫瘠之地，然后才觉得称心如意吗？议者认为张曲江是个良臣，看出安禄山有反叛之意，羞于与那些平庸之辈同列朝班，便秘密启奏圣上，即使古代圣贤也赶不上他，作为辅佐之臣虽无人可比，却最终落得惨败。难道不是因忌妒之心不能宽恕人，暗中遭到最大的报复，即使二美也不能相救吗？若非如此，为什么袁安一平反楚王株连之冤狱便四世受福呢？把两者相比较，难道神灵是可以不信的吗？”

唐衢者，应进士，久而不第。能为歌诗，意多感发。见人文章有所伤叹者，读讫必哭，涕泗不能已。每与人言论，既相别，发声一号，音辞哀切，闻之者莫不凄然泣下。尝客游太原，属戎帅军宴，衢得预会。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乐，为之罢会，故世称唐衢善哭。左拾遗白居易遗之诗曰：“贾谊哭时事，阮籍哭路歧。唐生今亦哭，异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饥。不悲口无食，不悲身无衣。所悲忠与义，悲甚则哭之。太尉击贼日，尚书叱盗时。大夫死凶寇，谏议谪蛮夷。每见如此事，声发涕辄随。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辞。” 其为名流称重若此。竟不登一命而卒。
元和十年(815)，刘禹锡从朗州被召回，宰相仍打算将他安置在郎署。当时刘禹锡做《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诗句有讥讽朝政之嫌，宰相不高兴，再次将他调出京师任播州刺史。诏书下达，御史中丞裴度奏道：“刘禹锡有母，八十多岁了。这播州在京师西南极远处，是猿犭穴居住之地，人迹罕至。禹锡确实应受处罚，然而他的老母必定不能去，那么同这个儿子便是死别了，臣担心伤害陛下倡导的孝道之传统。臣俯首恳请委屈法规，将他换到稍近一点的地方。”宪宗道：“为人之子，每件事都要特别谨慎，时时担忧给亲人留下祸患。现在刘禹锡所获罪罚，应更重于旁人，爱卿怎能用这番道理原谅他。”裴度无言对答。过了许久皇上改变了态度说道：“我所说的，是责备为人之子所做的事，然而终究不想让他的亲人伤心。”于是改授刘禹锡为连州刺史。刘禹锡离开京师又十多年，接连做了几个郡的刺史。

李翱，字习之，凉武昭王之后。父楚金，贝州司法参军。翱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质。贞元十四年登进士第，授校书郎。三迁至京兆府司录参军。元和初，转国子博士、史馆修撰。
大和二年(828)，刘禹锡从和州任上被召回，官拜主客郎中。刘禹锡为先前的事含恨不已，又做《游玄都观诗序》说：“贞元二十一年(805)我任尚书省屯田员外郎，当时这观中没花木，这一年出京任连州刺史，接着便贬为朗州司马。十年后，召回京师，人人都说有道士在观中遍植红桃，如朝霞闪耀，于是做诗记述当时的事。很快又出京任职，至今已十四年，才回京任主客郎中，重游此观，空荡荡已无一株桃树，惟有兔葵燕麦在春风中摆动，因此又题二十八字，以待日后再来游览。”他所做前篇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后篇有“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到来”之句，人们赞赏他的才华而鄙薄他的行为。刘禹锡很恨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比较了解他。大和年间(827～835)，裴度在中书省，打算让刘禹锡掌管制诰之事，而当权宰相又看到他的《诗序》，越发不高兴，因此只让他先后任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等职。裴度被罢宰相职务后，刘禹锡请求去东都洛阳任职。终究因仗恃才华心胸狭隘，不能长久任职朝内。六月，授苏州刺史，当即赐紫服佩金鱼袋。任满回朝，授汝州刺史，又调任太子宾客，到东都任职。

十四年，太常丞王泾上疏请去太庙朔望上食，诏百官议。议者以《开元礼》，太庙每岁礿、祠、蒸、尝、腊，凡五享。天宝末，玄宗令尚食每月朔望具常馔，令宫闱令上食于太庙，后遂为常。由是朔望不视朝，比之大祠。翱奏议曰：
刘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写诗做文，一时无人超过他。白居易常与刘禹锡往来唱和，于是将唱和之诗汇编成集并做序道：“彭城刘梦得，是诗中豪杰。他的笔锋锐利，很少有人能同他匹敌。我自不量力，往往冒犯他。能应合者同样有美声，能相争者力量相当。你往我来，欲罢不能。于是每做一篇，先起草稿琢磨，琢磨透彻便诗兴大发，诗兴发做诗句便写成。一两年来，每日做诗，彼此赠答唱和，不觉越来越多。大和三年(829)春天以前，书写留存的，总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或借醉，随口吟咏者不在此数之内。于是命小侄龟儿编录，刻印成两轴。并书写两本，一本交付龟儿，一本交付梦得的小儿子仑郎，令他们各自收藏，附于两家文集之后。我近来与元微之唱和颇多，有的已被人们传诵。我曾对微之打趣道：‘我与足下二十年为文友诗敌，幸运啊，也不幸呀。吟咏情性，播扬名声，舒畅而忘形，快乐而忘老，这是幸运。然而江南智男慧女言及才子，多半口称元、白，因您之故，使我不能在吴、越间独占鳌头，这也是不幸呀。现今年老又遇梦得。岂不是加倍的不幸吗？’梦得梦得，文字之神妙，首推诗歌。若说到诗的神妙，我怎敢占先？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可谓神妙哇。他的诗无论在哪儿，都应有神灵护佑，岂止是两家子弟秘藏呀！”作为名流他应享此称誉。梦得曾做《西塞怀古》、《金陵五题》等诗，被江南文士誉为佳作。虽然他身份地位不高，公卿大僚许多人同他交往。开成(836～840)初年，刘禹锡再度担任太子宾客分司，不久又任同州刺史。会昌二年(842)七月，刘禹锡去世，时年七十一岁，追赠户部尚书。

知礼者是之，事竟不行。
顺宗即位，王叔文、韦执谊当权，特别器重柳宗元。将他与监察御史吕温秘密引入宫中，同他们商议国事。不久柳宗元又升任尚书省礼部员外郎。王叔文打算重用他，正好在职不久王叔文便失败，柳宗元与同辈的另七人均遭贬谪。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赴任途中，再贬为永州司马。既遭放逐，身入蛮荒烟瘴之地，道路崎岖环境闭塞，胸中蕴蓄落魄诗人的郁闷伤感，无论抒情叙事，动笔皆成文章。写成骚体文十数篇，读过的人无不为之悲伤。

翱性刚急，论议无所避。执政虽重其学，而恶其激讦，故久次不迁。翱以史官记事不实，奏状曰：“臣谬得秉笔史馆，以记注为职。夫劝善惩恶，正言直笔，纪圣朝功德，述忠贤事业，载奸臣丑行，以传无穷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得知，旧例皆访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依据。今之作行状者，多是其门生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此不唯其处心不实，苟欲虚美于受恩之地耳。盖为文者，又非游、夏、迁、雄之列，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文而弃其理。故为文则失《六经》之古风，纪事则非史迁之实录。臣今请作行状者，但指事实，直载事功。假如作《魏徵传》，但记其谏诤之辞，足以为正直；段秀实但记其倒用司农印以追逆兵，以象笏击硃泚，足以为忠烈。若考功视行状，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则考功下太常，牒史馆，然后定谥。伏乞以臣此奏下考功。” 从之。寻权知职方员外郎。十五年六月，授考功员外郎，并兼史职。
元和十年(815)，柳宗元依例移任柳州刺史。当时朗州司马刘禹锡调任播州刺史，诏令下达，柳宗元对亲近的人说：“禹锡有母年高，现在禹锡要去蛮荒之地当刺史，那里是西南边疆，往返万里，怎能逼着母亲同行。假如母子分居两地，就等于永别。我是禹锡的好友，怎忍心看到他这样？”立即写了奏章，恳请圣上将柳州刺史授与刘禹锡，自己前去播州。恰好裴度也向皇上奏请此事，刘禹锡终于改任连州刺史。

翱与李景俭友善。初，景俭拜谏议大夫，举翱自代。至是，景俭贬黜，七月，出翱为朗州刺史。俄而景俭复为谏议大夫，翱亦入为礼部郎中。翱自负辞艺，以为合知制诰，以久未如志，郁郁不乐。因入中书谒宰相，面数李逢吉之过失。逢吉不之校。翱心不自安，乃请告。满百日，有司准例停官，逢吉奏授庐州刺史。太和初，入朝为谏议大夫，寻以本官知制诰。三年二月，拜中书舍人。
柳州当地风俗，借钱用子女做抵押，过期不还子女就没入钱主做奴婢。柳宗元便自己出钱替他们赎身，让他们回到父母身边。长江五岭之间应进士科考的人，都不惜远行数千里前来跟随柳宗元学习；凡是经过他指教的，必定成为名士。柳宗元著述之多，声名震动当世，人们称他柳柳州。有文集四十卷传世。元和十四年(819)十月五日逝世，终年四十七岁。子周六、周七，这时才三四岁。观察使裴行立主持丧事并护送柳宗元灵柩及其妻儿返回京师，当时人们赞赏裴行立的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