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杨胡朱梅云传

杨王孙者，孝武时人也。学黄、老之术，家业千余，厚自奉养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其子欲默而不从，重废父命；欲从之，心又不忍，乃往见王孙友人祁侯。

祁侯与王孙书曰：“王孙苦疾，仆迫从上祠雍，未得诣前。愿存精神，省思虑，进医药，厚自持。窃闻王孙先令裸葬，令死者亡知则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将裸见先人，窃为王孙不取也。且《孝经》曰‘为之棺椁衣衾’，是亦圣人之遗制，何必区区独守所闻？愿王孙察焉。”

祁侯曰：“善。”遂裸葬。

朱云字游，鲁人也，徙平陵。少时通轻侠，借客报仇。长八尺余，容貌甚壮，以勇力闻。年四十，乃变节从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将军萧望之受《论语》，皆能传其业。好倜傥大节，当世以是高之。

是时，少府五鹿充宗贵幸，为《梁丘易》。自宣帝时善梁丘氏说，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充宗乘贵辩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有荐云者，召入，摄■登堂，抗着而请，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拄五鹿君，故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由是为博士。

云自是之后不复仕，常居鄠田，时出乘牛车从诸生，所过皆敬事焉。薛宣为丞相，云往见之。宣备宾主礼，因留云宿，从容谓云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东阁，可以观四方奇士。”云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宣不敢复言。

其教授，择诸生，然后为弟子。九江严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传云学，皆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

云年七十余，终于家。病不呼医饮药。遗言以身服敛，棺周于身，士周于椁，为丈五坟，葬平陵东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寿春人也。少学长安，明《尚书》、《穀梁春秋》，为郡文学，补南昌尉。后去官归寿春，数因县道上言变事，求假轺传，诣行在所条对急政，辄报罢。

是时，成帝委任大将军王凤，凤专势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讥刺凤，为凤所诛。王氏浸盛，灾异数见，群下莫敢正言。福复上书曰：

上遂不纳。成帝久亡继嗣，福以为宜建三统，封孔子之世以为殷后，复上书曰：

臣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政者职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职触罪，危言世患，虽伏质横分，臣之愿也。守职不言，没齿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灭，虽有景公之位，伏历千驷，臣不贪也。故愿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途，当户牖之法坐，尽平生之愚虑。亡益于时，有遗于世，此臣寝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愿陛下深省臣言。

福孤远，又讥切王氏，故终不见纳。

至元始中，王莽颛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传以为仙。其后，人有见福于会稽者，变名姓，为吴市门卒云。

译文与注释

杨王孙者，孝武时人也。学黄、老之术，家业千余，厚自奉养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其子欲默而不从，重废父命；欲从之，心又不忍，乃往见王孙友人祁侯。
杨王孙是汉武帝时的人。学习黄老之术，家业千金，重视养生之道，凡是有利于养生的东西，无不想法弄到。到病危临终时，先在遣嘱中命令他的儿子说：“我死了要裸葬，让我返归自然之道，一定不能改变我的意愿。死后就用布袋装尸体，入地七尺，放下去以后，从脚上拉掉布袋子，让我的身体直接接触土壤。”他的儿子想默默地不听从，又感到难以违背父亲的遣命；想听从父亲的意愿，心中又不忍，于是就去拜见父亲的好友祁侯。

祁侯与王孙书曰：“王孙苦疾，仆迫从上祠雍，未得诣前。愿存精神，省思虑，进医药，厚自持。窃闻王孙先令裸葬，令死者亡知则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将裸见先人，窃为王孙不取也。且《孝经》曰‘为之棺椁衣衾’，是亦圣人之遗制，何必区区独守所闻？愿王孙察焉。”
祁侯给杨王孙写了一封信说：“你受疾病折磨，我急于跟随皇上到雍县祭祀，未能到府上看望你。希望你颐养精神，少考虑问题，请医生治疗，好好照顾自己。我听说你先立下遣命，死后要裸葬，假使死者没有知觉就算了，如果死者有知觉，这是戮尸地下，将裸体去见先人，我认为你不该这样做。而且《孝经》上说‘为死者置办棺椁衣衾’，这也是圣人遣传下来的制度，你又何必独自坚持自己的见解呢？希望你审察我的意见。”

王孙报曰：“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靡财单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声，乃合道情。夫饰外以华众，厚葬以隔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闻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为言归也。其尸块然独处，岂有知哉？裹以币帛，隔以棺椁，支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尧之葬也，窾木为椟，葛藟为缄，其穿下不乱泉，上不泄殠。故圣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于亡用，不损财于亡谓。今费财厚葬，留归隔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谓重惑。於戏！吾不为也。”
杨王孙回信说：“我听说，古代的圣王循人情而不抑制自己的亲人，所以给人们制定了葬礼，如今却超越礼制规定实行厚葬，因此，我才要求裸葬，打算以此矫正社会上厚葬的风气啊。厚葬实在无益于死者，可是世俗之人却竞相攀比，用尽钱财置办随葬品，让这些东西腐烂在地下。或者今天才埋进地下，明天就被人挖掘，逭真是和暴尸荒野没有什么不同！况且，所谓死，就是生的结束，是万物的归宿。归宿得以到达，死者得以变化，造就是物体各自返回到了它的本原啊。使本原返回到冥冥之中，无形无声，这才合乎道理和感情。装饰外表以哗众取宠，厚葬而隔离本原，使归宿不能到达，死者不能变化，这是使物体各失其所啊。而且我听说，精神是天所有，形骸归地所有。精神离开形体，各自回到它的本原，所以称之为鬼，鬼就是说归啊。死尸像土块一样空寂独处，怎么会有知觉呢？用绢帛包裹尸体，用棺椁隔离泥土，肢体被缠绕束缚，口中含着玉石，想融化它却不能做到，郁郁不乐地变成干尸，千年以后，棺椁腐朽，才能归土，回到他真正的归宿。由此说来，又何必长久为客呢！从前尧安葬的时候，掏空木头做棺材，外面用葛藤捆绑，挖掘墓穴深不及泉水，上面不漏泄腐气。所以圣明的君王活着容易尊奉，死了容易安葬。不把功夫花在无用的地方，没有宗旨就不损耗钱财。现在浪费钱财实行厚葬，阻留死者归土，使其和本原隔离，死的人不知道，活着的人也不能实现自己孝敬的愿望，造可以说是太糊涂了。呜呼！我不厚葬啊！”

祁侯曰：“善。”遂裸葬。
祁侯看了杨王孙的回信，说：“讲得好。”杨王孙死后，终于裸葬。

胡建字子孟，河东人也。孝武天汉中，守军正丞，贫亡车马，常步与走卒起居，所以尉荐走卒，甚得其心。时监军御史为奸，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建欲诛之，乃约其走卒曰：“我欲与公有所诛，吾言取之则取，斩之则斩。”于是当选士马日，监御史与护军诸校列坐堂皇上，建从走卒趋至堂皇下拜谒，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监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斩之。”遂斩御史。护军诸校皆愕惊，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怀中，遂上奏曰：“臣闻军法，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今监御史公穿军垣以求贾利，私买卖以与士市，不立刚毅之心，勇猛之节，亡以帅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议，不至重法。《黄帝李法》曰：‘壁垒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臣谨按军法曰：‘正亡属将军，将军有罪以闻，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于用法疑，执事不诿上，臣谨以斩，昧死以闻。”制曰：“《司马法》曰‘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何文吏也？三王或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或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将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由是显名。
胡建，字子孟，河东郡人。汉武帝天汉年间，试任军正丞，家裹贫穷无钱置办车马，经常步行，与他的差役一同起居，所以藉机安慰差役，很得人心。当时监军御史作奸犯科，凿穿北军军垒的墙垣，搭了间卖商品谋利的小屋子，胡建想杀掉他，就约来差役们说：“我打算和你们去杀个人，我说抓住他，你们就抓；我要你们杀他，你们就杀。”于是定在选士马曰行动，到了那天，监御史与护军诸校列坐在堂廊上，胡建带着差役快步走到堂廊下拜谒，胡建起身时乘势登上堂廊，差役也都紧跟而上。胡建指着监御史说：“抓住他。”差役上前抓住监御史，使劲拽下堂廊。胡建说：“杀死他！”差役就砍死了监御史。护军诸校都十分惊愕，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胡建已将写好的奏书带在怀中，于是上奏说：“我听军法说，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如今监御史公然凿穿军垒墙垣来谋求商人之利，私自买卖参与士人经商，不立刚毅之心，勇猛之节，无法带领士大夫并作他们的表率，极为背理不公。如果让文吏议罪，就会处以重法。《黄帝李法》上说：‘壁垒结成以后，穿洞违反结营规定，造就是奸邪的人，奸邪的人处死。’我严格按军法办事，军法说：‘军正不附属将军，将军有罪军正可以奏告皇帝，二千石以下官吏可以按军法处置。’军正丞属军正管辖，依据军法军正丞斩杀监军御史是有疑问的，但执事者应当即时处罚违法行为，不应该将事情推诿给上司，所以我就按军法杀了监军御史，冒死将此事奏闻。”皇上下韶说：“《司马法》上说：‘国家的礼节、风纪不进入军队，军队的礼节、风纪不进入国家。，既然监军御史在军中犯法，为什么要听文吏的议论呢？夏禹、商汤、周文王有时在军中宣誓，要民众先考虑好自己的计议；有时在军门外宣誓，要民众先在思想上做好战争准备；有时在两军将要交锋时宣誓，以激励民众的勇气。你又何必疑惧呢？”胡建从此出了名。

后为渭城令，治甚有声。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将军安与帝姊盖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骄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杀之。客臧公主庐，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将吏卒围捕。盖主闻之，与外人、上官将军多从奴客往，奔射追吏，吏散走。主使仆射劾渭城令游徼伤主家奴。建报亡它坐。盖主怒，使人上书告建侵辱长公主，射甲舍门。知吏贼伤奴，辟报故不穷审。大将军霍光寝其奏。后光病，上官氏代听事，下吏捕建，建自杀。吏民称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后来，胡建做了渭城县县令，治绩很有名。时值昭帝年幼，皇后的父亲骠骑将军上官安与昭帝姐姐盖长公主的情夫丁外人很要好。丁外人骄横放肆，怨恨前任京兆尹樊福，就派刺客射死了他。刺客藏在盖主的别墅裹，官差不敢去捕捉。渭城县令胡建率领官兵围住别墅要逮捕刺客。盖主听说后，就和丁外人、骠骑将军上官安带着许多家奴兵丁赶来，边跑边射追打官差，官差四散逃跑。盖主指使仆射弹劾渭城县令胡建派游徼伤害了盖主家奴。胡建上书申诉自己没有什么罪。盖主十分气恼，派人上书诬告胡建侵犯侮辱长公主，用箭射盖主府第的大门。胡建明知属下官吏伤害了公主的家奴，却避罪不报故意不追究查办。大将军霍光压下了他们的奏章。后来霍光生病，上官桀代理政事，就命令官吏逮捕胡建，胡建被迫自杀。官吏百姓都说他死得冤枉，到现在渭城还建有他的祠堂。

朱云字游，鲁人也，徙平陵。少时通轻侠，借客报仇。长八尺余，容貌甚壮，以勇力闻。年四十，乃变节从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将军萧望之受《论语》，皆能传其业。好倜傥大节，当世以是高之。
朱云，字游，鲁国人，后迁居平陵。年轻时交结轻捷豪健的侠客，藉助侠客报仇。他身高八尺多，容貌壮伟，以勇力闻名。四十岁时，才改变节操跟随博士白子友学习《周易》，又师从前将军萧望之学习《论语》，能够传承《周易》和《论语》。喜欢倜傥洒脱的大节，当时社会上的人因此而很看重他。

元帝时，琅邪贡禹为御史大夫，而华阴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于得贤，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选。平陵朱云，兼资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试守御史大夫，以尽其能。”上乃下其事问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对，以为“大臣者，国家之股肱，万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择也。传曰下轻其上爵，贱人图柄臣，则国家摇动而民不静矣。今嘉从守丞而图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古，非所以重国家而尊社稷也。自尧之用舜，文王于太公，犹试然后爵之，又况朱云者乎？云素好勇，数犯法亡命，受《易》颇有师道，其行义未有以异。今御史大夫禹洁白廉正，经术通明，有伯夷、史鱼之风，海内莫不闻知，而嘉猥称云，欲令为御史大夫，妄相称举，疑有奸心，渐不可长，宜下有司案验以明好恶。”嘉竟坐之。
汉元帝的时候，琅邪郡人贡禹任御史大夫，代理华阴县丞嘉向皇帝上呈密封的奏章，说：“治理的办法在于得到贤才，御史大夫是副宰相，位在九卿之上，不能不挑选。平陵人朱云，文武兼备，忠正而有智略，可以让他以六百石的官秩试任御史大夫，以尽其能。”元帝就此事征询公卿大臣的意见。太子少傅匡衡在对策中认为：“大臣是国家的股肱，是万民瞻仰的对象，圣明的君王都慎重地选择。古书上说，下民轻视大官，卑贱的人图谋成为掌权大臣，就会使国家动摇而人民不安宁啊。如今嘉从代理县丞而图谋大臣之位，想让一个平民超升在九卿之上，这不是重视国家、尊崇江山社稷的做法。从尧选拔舜，到周文王重用姜太公，尚且试用之后才委以高官厚爵，又何况朱云之类的人呢？朱云一向喜欢勇武，多次犯法逃命，学习《周易》虽然很有水平，但他的德行仁义并没有什么为人称道的特异之处。目前，御史大夫贡禹廉洁纯正，通晓经术，有伯夷、史鱼的风范，天下没有不知道的，可是嘉却曲意称颂朱云，想让他担任御史大夫，妄加称颂举荐，恐怕怀有奸邪的想法，这种欺诈行为不能助长，应交给有关官员审讯查验，弄明白他的用心。”嘉竟然因此获罪。

是时，少府五鹿充宗贵幸，为《梁丘易》。自宣帝时善梁丘氏说，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充宗乘贵辩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有荐云者，召入，摄■登堂，抗着而请，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拄五鹿君，故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由是为博士。
这时，少府五鹿充宗尊贵受宠幸，他研究《梁丘易》。从宣帝时开始推崇梁丘氏解释《周易》的学说，元帝爱好《梁丘易》，想考察一下《梁丘易》和其他解《易》之说的异同，就让五鹿充宗与其他《易》家辩论。五鹿充宗凭藉地位显贵，加上口才很好，众儒生中没有人能和他抗衡，都说有病，不敢和他辩论。有人推荐朱云，元帝召他入宫与五鹿充宗辩论，朱云提起长衣下摆，登阶上堂，抬头相询，声音洪亮震动左右。辩论诘难开始以后，朱云接连讥刺五鹿充宗，所以众儒生评论他们这场辩论说：“五鹿充宗头上长角，朱云折断他的角。”朱云因此成为博士。

迁杜陵令，坐故纵亡命，会赦，举方正，为槐里令。时中书令石显用事，与充宗为党，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陈咸年少抗节，不附显等，而与云相结。云数上疏，言丞相韦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来，而咸数毁石显。久之，有司考云，疑风吏杀人。群臣朝见，上问丞相以云治行。丞相玄成言云暴虐亡状。时，陈咸在前，闻之，以语云。云上书自讼，咸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杀人罪。云亡入长安，复与咸计议。丞相具发其事，奏：“咸宿卫执法之臣，幸得进见，漏泄所闻，以私语云，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后知云亡命罪人，而与交通，云以故不得。”上于是下咸、云狱，减死为城旦。咸、云遂废锢，终无帝世。
后来，朱云迁升杜陵县县令，因故意放走亡命徒而获罪，碰上皇帝大赦，被荐举为方正，做了槐里县县令。当时中书令石显专权，与五鹿充宗结成同党，朝中百官都害怕他们。衹有御史中丞陈咸年轻而坚持高尚的志节，不依附石显等人，而与朱云相交。朱云多次上疏，说丞相韦玄成安身保位，不能有所进退，而陈咸多次抨击石显。过了很久，有关官员拷问朱云，怀疑他暗中唆使差吏杀人。群臣朝见时，元帝向丞相韦玄成询问朱云治理政务的成绩。韦玄成说朱云暴虐没有善政。当时陈咸在旁边，听见了韦玄成说的话，把它告诉了朱云。未云上书为自己辩护，陈咸替他起草奏章草稿，请求皇帝批准将此事交给御史中丞处理。结果，皇帝把这件事交给了丞相办理，丞相韦玄成布置属吏拷问朱云，将朱云定为杀人罪。朱云逃入长安，又找陈咸商议对策。丞相韦玄成全部查清了这些事，奏告皇上说：“陈咸身为宿卫皇宫、执掌法令的大臣，有幸得以进见皇上，却泄露所听到的话，私自告诉朱云，还替朱云起草奏章草稿，想使皇上让他处理朱云的案件，后来明知朱云是亡命的罪人，却和他相勾结，因此官吏抓不到朱云。”皇上于是下令把陈咸、朱云关进监狱，判了减死为城旦的刑罚。陈咸、朱云就被废黜禁锢，一直到元帝去世。

至成帝时，丞相故安昌侯张禹以帝师位特进，甚尊重。云上书求见，公卿在前。云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谓‘鄙夫不可与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上问：“谁也？？对曰：“安昌侯张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云呼曰：“臣得下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圣朝何如耳？”御史遂将云去。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免冠解印绶，叩头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于世。使其言是，不可诛；其言非，固当容之。臣敢以死争。”庆忌叩头流血。上意解，然后得已。及后当治槛，上曰：“勿易！因而辑之，以旌直臣。”
到成帝时，丞相前安昌侯张禹因为是皇帝的老师，赐位特进，很尊宠。朱云上书求见，皇上召见他时，公卿大臣都在旁边。朱云说：“如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扶君主，下不能给百姓带来利益，都是些空占职位、白领俸禄而不理事的人，就是孔子所说的‘目光短浅的人不可以辅佐国君’，‘他们怕失去宠幸幸禄，就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臣希望皇上赐给我尚方斩马剑，斩断一名佞臣的头来劝戒其他人。”皇上问：“是谁啊？”朱云回答说：“安昌侯张禹。”成帝大为恼火，说：“小臣居下谤上，在朝廷上侮辱我的老师，罪死不赦！”御史拖朱云下殿，朱云死死攀住殿前栏杆不走，结果把栏杆都拉断了。朱云喊道：“我能到地下和关龙逄、比干交游，已经心满意足了！祇是不知道国家前途会怎么样？”御史终于拉着朱云走了。这时候左将军辛庆忌摘下帽子，解下印绶，在殿下叩头说：“这位臣子向来以狂放正直而闻名于世。假使他的话说得对，就不能杀他；假如他的话不对，本来也要宽容他。我愿意冒死进言。”辛庆忌叩头叩得鲜血直流。成帝怒气逐渐消解，终于免了朱云的死罪。等到后来要修理栏杆时，成帝说：“不要调换！照原样补好它，用来表彰刚烈正直的臣子。”

云自是之后不复仕，常居鄠田，时出乘牛车从诸生，所过皆敬事焉。薛宣为丞相，云往见之。宣备宾主礼，因留云宿，从容谓云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东阁，可以观四方奇士。”云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宣不敢复言。
朱云从此以后不再做官，经常住在邹县乡下，有时乘坐牛车出来走走，后面跟着很多学生，所过之处人们都很尊敬他。薛宣做丞相时，朱云去看望他，薛宣以宾主之礼相待，留他在府中歇宿，顺便对朱云说：“在乡下没什么事，暂且留居在我的东阁，可以看看四方奇士。”朱云说：“小生想让我为吏吗？”薛宣不敢再说。

其教授，择诸生，然后为弟子。九江严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传云学，皆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
朱云传授学业，挑选学生，选众人中好的然后收为弟子。九江郡人严望及严望哥哥的儿子严元，字仲，能传承朱云所学，都成为博士。严望官至泰山郡太守。

云年七十余，终于家。病不呼医饮药。遗言以身服敛，棺周于身，士周于椁，为丈五坟，葬平陵东郭外。
朱云七十多岁时，在家中去世。病时不请医生不吃药。留下遣言说，以身上穿的衣服入殓，用仅能容下身的小棺材，墓穴能放下棺椁就可以，结果坟祇有一丈五尺长，安葬在平陵束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寿春人也。少学长安，明《尚书》、《穀梁春秋》，为郡文学，补南昌尉。后去官归寿春，数因县道上言变事，求假轺传，诣行在所条对急政，辄报罢。
梅福，字子真，九江郡寿春县人。年轻时在长安求学，通晓《尚书》、《谷梁春秋》，为郡裹的文学，补任南昌县县尉。后来辞官回了寿春，多次通过县道的使者上书谈论非常之事，还曾求借驿站的辊车，到天子所在的地方将皇上询问的紧急政事一一条录下来，然后逐条对答，总是不被采纳。

是时，成帝委任大将军王凤，凤专势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讥刺凤，为凤所诛。王氏浸盛，灾异数见，群下莫敢正言。福复上书曰：
这时成帝把政事托付给大将军王凤，王凤专擅朝政，而京兆尹王章一向忠正刚直，讥刺王凤，被王凤诛杀。王氏的势力逐渐强盛，灾异多次出现，群臣中没有人敢说直话。梅福又上书说：

臣闻箕子佯狂于殷，而为周陈《洪范》；叔孙通遁秦归汉，制作仪品。夫叔孙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亲也，不可为言也。昔高祖纳善若不及，从谏若转圜，听言不求其能，举功不考其素。陈平起于亡命而为谋主，韩信拔于行陈而建上将。故天下之士云合归汉，争进奇异，知者竭其策，愚者尽其虑，勇士极其节，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举秦如鸿毛，取楚若拾遗，此高祖所以亡敌于天下也。孝文皇帝起于代谷，非有周、召之师，伊、吕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俭。当此之时，天下几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则治，不循则乱。何者？秦为亡道，削仲尼之迹，灭周公之轨，坏井田，除五等，礼废乐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谏，说至言，出爵不待廉茂，庆赐不须显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厉志竭精以赴阙廷自衒鬻者不可胜数。汉家得贤，于此为盛。使孝武皇帝听用其计，升平可致。于是积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缘间而起。所以计虑不成而谋议泄者，以众贤聚于本朝，故其大臣势陵不敢和从也。方今布衣乃窥国家之隙，见间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阳亡徒苏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求党与，索随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轻量大臣，亡所畏忌，国家之权轻，故匹夫欲与上争衡也。
臣听说箕子在殷佯狂保身，却给周武王陈述《洪范》之书；叔孙通在秦朝时逃遁隐身，后来归附汉朝，为刘邦制定了礼仪制度。叔孙通先生不是不忠于秦朝，箕子也不是疏远家族背叛亲人，是因为他们无法进献忠言。以前高祖皇帝采纳善言惟恐有失，从谏如流，听从善言而不管提意见者的才能如何，论功行赏而不问立功者过去的行为和来自何处。陈平由亡命之徒而跃身为众谋士之主，韩信从小军官被破格提拔为大将军。所以天下的贤才异士云集归汉，争先恐后地进献奇谋异策，智者竭其计，愚者尽其虑，勇士更加勇敢，懦夫变得不怕死。汇集天下的智慧，合并天下的威武，所以推翻秦朝就像举根鸿毛那样轻松，打败项羽如同弯腰拾东西那样容易，造就是高祖皇帝无敌于天下的原因啊。孝文帝从代国来即皇帝位，没有周公、召公那样的师傅，也没有伊尹、吕尚那样的辅臣，遵循高祖皇帝的法令制度。增加了谦恭节俭的作风。在这个时候，天下将近太平。由此说来，遵循高祖皇帝的法令制度就安定，不遵循就会出现混乱。这是为什么呢？秦朝无道，禁止孔子的学说，毁灭周公的制度，破坏井田制度，取消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礼义废弛，音乐崩坏，圣王的仁政之道中断，所以想推行王道的没有谁能收到功效。孝武皇帝爱纳忠谏，喜欢至理之言，谏静合乎武帝之意即可获得官爵，不必经由荐举和军功，所以天下的平民磨砺意志竭思尽虑，到朝廷来炫耀自己才能的人数不胜数。汉朝招揽贤才，在逭时最为众多。假使汉武帝听取这些人的建议，天下是可以升平的。可是，这时候汉武帝却以攻打匈奴、南越为快，致使积尸暴骨，所以淮南王刘安乘机谋反。刘安之所以谋反不成而谋议泄露，是因为众贤士聚于朝廷，因此淮南王的大臣不敢追随刘安反叛。如今平民百姓竟然窥测国家形势，一旦认为有机可乘就举行反叛，像蜀郡广漠县男子郑躬等谋反就是这样。等到山阳郡亡命之徒苏令团伙造**时，践踏名都大郡，寻求党羽，网罗追随他们的人，而没有逃窜隐匿的意图。这些人都轻视朝廷大臣，无所畏忌，这是因为国家权轻势弱，所以平民百姓才敢于要和皇上争权啊。

士者，国之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庙堂之议，非草茅所当言也。臣诚恐身涂野草，尸并卒伍，故数上书求见，辄报罢。臣闻齐桓之时有以九九见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关自鬻；缪公行伯，繇余归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书求见者，辄使诣尚书问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禄，赐以一束之帛。若此，则天下之士发愤懑，吐忠言，嘉谋日闻于上，天下条贯，国家表里，烂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广，士民之数，能言之类至众多也。然其俊杰指世陈政，言成文章，质之先圣而不缪，施之当世合时务，若此者，亦亡几人。故爵禄束帛者，天下之厎石，高祖所以厉世摩钝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则不然，张诽谤之罔，以为汉驱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诚能勿失其柄，天下虽有不顺，莫敢触其锋，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为汉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乃欲以三代选举之法取当时之士，犹察伯乐之图，求骐骥于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弃陈平之过而获其谋，晋文召天王，齐桓用其仇，有益于时，不顾逆顺，此所谓伯道者也。一色成体谓之醇，白黑杂合谓之驳。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绪，犹以乡饮酒之礼理军市也。
贤士，是国家的重要人才；得士国家就强盛，失士国家就变弱。《诗经》上说：“人才济济，周文王因此安宁。”议论朝廷政事，不是身居茅屋的人所应该说的。我实在担心自己身死荒野，尸陈战场，所以多次上书求见，总是得不到采纳。我听说齐桓公时有人以“九九算法”求见的，齐桓公没有拒绝他，目的是想以此招来进献大事的人。现在我所说的并不衹是像“九九算法”那样的小事，陛下拒绝召见臣下已经有三次了，造就是天下贤士为什么不来的原因啊。从前秦武王喜欢勇力，大力士任鄙入函谷关自荐；秦穆公实行霸业，繇余归附投诚。如今要想招徕天下的贤士，百姓有上书求见的，就让他们去谒见尚书，由尚书询问他们所说的内容，言论有可以采用的，就授以升斗俸禄，赏赐一束之帛。如果这样做，那么天下的士人就会抒发自己的郁闷，倾吐忠言，皇上每天都能听到美好的谋议，这样一来，天下的系统，国家的表裹，就灿然分明，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凭汉朝四海之广，士人、百姓之众，能够进献忠言的人必定极多。然而，其中的英俊杰出之士指陈时事政务，出言成章，纵然和先代圣贤相比也不荒谬，施行于当今社会合乎时务，像这样的人却没有几个。所以爵禄束帛是天下的砥石，高祖皇帝就是用它来激励世人的啊。孔子说：“工匠要想做好他的事，必须要先磨快他的工具。”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张设诽谤的罗网，把人才都驱逐到汉朝，倒持泰阿宝剑，把剑柄交给陈涉、项羽等人。所以，如果真能不丧失权柄，天下即使发生混乱，也没有人敢图谋不轨，造就是汉武帝之所以能开拓疆土建立功业，成为汉朝受尊崇的皇帝的原因啊。如今不遵循成就霸业者的做法，却要用夏、商、周三代选举的办法录用当代的士人，正犹如按照伯乐画的骏马图，到集市上去寻求千里马一样，决不可能得到，这已是十分明显的了。所以，高祖刘邦不计较陈平盗嫂受金之过而获得了他的奇谋，晋文公召请周天子与诸侯会盟于温，齐桓公重用曾与他为仇的管仲为相，衹求当时有益，不顾逆顺，造就是所谓的霸道啊。整体一色叫做纯，白黑相杂称为驳。想用治理承平社会的办法治理暴秦的余业，正犹如用乡里饮酒的礼节治理军中的交易场所一样啊。

今陛下既不纳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鹊遭害，则仁鸟增逝；愚者蒙戮，则知士深退。间者愚民上疏，多触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众。自阳朔以来，天下以言为讳，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顺上指，莫有执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书，陛下之所善，试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资质忠直，敢面引廷争，孝元皇帝擢之，以厉具臣而矫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恶恶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节，结谏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争，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愿陛下循高祖之轨，杜亡秦之路，数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讳之诏，博鉴兼听，谋及疏贱，令深者不隐，远者不塞，所谓“辟四门，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诽谤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夺，外戚之权日以益隆，陛下不见其形，愿察其景。建始以来，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灾亡与比数。阴盛阳微，金铁为飞，此何景也！汉兴以来，社稷三危。吕、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亲亲之道，全之为右，当与之贤师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宠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骄逆，至于夷灭，此失亲亲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贤，不能为子孙虑，故权臣易世则危。《书》曰：“毋若火，始庸庸。”势陵于君，权隆于主，然后防之，亦亡及已。
现在陛下既不采纳天下人的进言，又加以迫害。鸱载喜鹊遇害，就会增进鸾凤的逃逝；愚昧的人受戮，就会促使智士隐藏得更深。近来愚民上书，多因其所言是不急之事而获罪，有的被交付廷尉审讯，死的人很多。从阳朔年间以来，天下防人之口，法禁森严，朝廷更为严重，群臣都顺承皇上的意旨，没有人敢于坚持正确意见。根据什么知道是这样呢？拿百姓所上的奏书来说，陛下认为是好的，然后，把它交给廷尉处理试验他的态度，廷尉必定说：“不是所应该说的，大不敬。”用这种做法测试，是根据之一。前京兆尹王章天性忠直，敢面辩廷争，孝元皇帝提拔他，用以激励尸位素食而矫正歪曲朝政的人。可是到了陛下，您却杀了他本人，乃至他的妻子。惩罚恶人，限于罪犯本身。王章并没有反叛之罪，而殃及全家。折断直士的节，封缄谏臣的嘴，大臣们都知道是错误的事，但不敢争言，天下的人都以怕说话招祸为戒。这样的情况是国家的大患，希望陛下遵循高祖的轨道，杜绝亡秦的歧路，多体会《十月之交》歌的精神，留意于《亡逸》篇的劝诫，废除不必要的法律，颁布没有忌讳的诏令，多看兼听，谋及疏贱，使深沉的不隐其言，偏远的不塞其路，所谓“辟四门，明四目”是也。况且不必要的法律，是招致诽谤的苗头。“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当今是君命受到侵犯，主威受到剥夺，外戚之权一天比一天强大，陛下看不见其实际情况，希望能看到它的影子。建始以来，所发生的日食、地震，按照比例而言，有春秋时期的三倍，水灾之多，就无法比较了。阴盛阳衰，金铁如星飞，这是什么情景？汉朝自建立以来，国家发生过三次危机。吕氏、霍氏、上官氏三家都是皇帝的母后之家。亲亲之道，安全为上，应当给他们贤良的师傅，教他们忠孝之道。今天是给他们尊宠的职位，授予他们重大的权柄，使他们骄傲横逆，以至于遭到夷门灭族，这就是失掉了亲亲的至关重大之事，像霍光这样的贤智之人，尚且不能为子孙考虑周全，所以一般权臣的下一代就有危险。《尚书》说：“不要像大火一样，开始都是庸庸小火。”权势凌驾于君主之上的人，后来想防止出现问题，已经来不及了。

上遂不纳。成帝久亡继嗣，福以为宜建三统，封孔子之世以为殷后，复上书曰：
成帝不予采纳。成帝长期没有子嗣，梅福认为应当建立三统循环制度，封孔子一系为殷商的后裔。他又上书说：

臣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政者职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职触罪，危言世患，虽伏质横分，臣之愿也。守职不言，没齿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灭，虽有景公之位，伏历千驷，臣不贪也。故愿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途，当户牖之法坐，尽平生之愚虑。亡益于时，有遗于世，此臣寝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愿陛下深省臣言。
臣听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政就是职务。职位低而说大话的，是犯罪。超越职权而犯罪，危言耸听而害世，虽被处死、身首分离，臣也愿意。如衹在位，不说话，到老时保全了身家性命，可是在死曰来临，尸未腐烂而名声已灭，这样就是有齐景公的职位，有马千驷，臣也不贪。所以只愿登上了文石之陛，进入赤墀之殿，入朝为官，就要尽平生的愚忠。就是无益于今天，也有好处留传于后世。造就是臣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原因。希望陛下深深地省察臣所说的话。

臣闻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恶之报，各如其事。昔者秦灭二周，夷六国，隐士不显，逸民不举，绝三绝，灭天道，是以身危子杀，厥孙不嗣，所谓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车，存五帝之后，封殷于宋，绍夏于杞，明著三统，示不独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迁庙之主，流出于户，所谓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汤不祀，殷人亡后，陛下继嗣久微，殆为此也。《春秋经》曰：“宋杀其大夫。”《穀梁传》曰：“其不称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之后也，虽不正统，封其子孙以为殷后，礼亦宜之。何者？诸侯夺宗，圣庶夺適。传曰“贤者子孙宜有土”而况圣人，又殷之后哉！昔成王以诸侯礼葬周公，而皇天动威，雷风著灾。今仲尼之庙不出阙里，孔氏子孙不免编户，以圣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诚能据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孙，则国家必获其福，又陛下之名与天亡极。何者？追圣人素功，封其子孙，未有法也，后圣必以为则。不灭之名，可不勉哉！
臣听说保全别人会保全自己，壅塞别人会自己壅塞。善恶之报应，各有其事。从前秦国灭掉西周和东周二君，平夷了六国，隐居之士不露面，逃逸之民不被推举，绝三统，灭天道，所以身遭危运，儿子被杀，孙子无后，造就是所说的壅塞别人会壅塞自己。所以周武王减商，未下车，就存五帝之后，封殷后于宋，封夏后于杞，着明为三统相继，表示不独占天下。所以姬姓占天下之半，迁庙之主，流出于户，造就是所说的保全别人会保全自己。现今成汤不再受祭，殷人没有后嗣，陛下的继嗣久微，也由于这样。《春秋经》说：“宋杀其大夫。”《谷梁》剿说：“所以不称名姓的原因，是因为他在祖辈之位，是为了表示尊敬。”这是说孔子原来是殷商的后裔，虽不是正统，但封他的子孙为殷之后，于礼也是合宜的。为什么呢？诸侯可以强改宗子，圣人可以强改嫡子。古书上说“贤人的子孙应有封土”，况且孔子又是圣人，本来就是殷商之后呢！西周初年，周成王按照诸侯的礼节安葬周公，而皇天动怒，雷雨大风，禾稼全部倒伏，大树都连根拔起。现在，孔子的庙不出其故里，孔子的子孙不免成为编户之民，让圣人享受匹夫的祭祀，这不是皇天的本意啊。如今陛下果真能根据孔子的素王之功，来封赏他的子孙，那么国家必定能获得孔子的福佑，而且陛下的名声可以和天一样传至永远。这又是为什么呢？追论圣人的素王之功，封赏他的子孙，没有法律规定，后世的圣人一定把造作为法则。这样做能获得不朽的名声，怎么可以不努力呢？

福孤远，又讥切王氏，故终不见纳。
梅福势单力孤，远离朝廷，又讥讽外戚王氏，所以最终得不到召见，建议也不被采纳。

初，武帝时，始封周后姬嘉为周子南君，至元帝时，尊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位次诸侯王。使诸大夫博士求殷后，分散为十余姓，郡国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孙，绝不能纪。时，匡衡议，以为“王者存二王后，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统也。其犯诛绝之罪者绝，而更封他亲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义，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今宋国已不守其统而失国矣，则宜更立殷后为始封君，而上承汤统，非当继宋之绝侯也，宜明得殷后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远不可得；虽得其嫡，嫡之先已绝，不当得立。《礼记》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师所共传，宜以孔子世为汤后。”上以其语不经，遂见寝。至成帝时，梅福复言宜封孔子后以奉汤祀。绥和元年，立二王后，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礼记》相明，遂下诏封孔子世为殷绍嘉公。语在《成纪》。是时，福居家，常以读书养性为事。
当初，武帝在位时，始封周朝的后代姬嘉为周子南君，到元帝时，尊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地位仅次于诸侯王。派大夫、博士们寻找殷商的后代，已分散成十几个姓，郡国往往找到殷人后裔的大家族，但推算子孙，却弄不清辈分。当时匡衡的议论认为：“王者应封殷、周两代的后裔为诸侯王，这是尊敬他们先代的圣王而贯通夏、商、周三代的正朔啊。其后裔因犯了诛减家族之罪而绝灭的，就改封别的亲属为始封君，承嗣其王者的始祖。《春秋》之义，诸侯不能守卫其江山社稷者灭绝。如今宋国已经不守其世统而失去了封国，就应改立殷商的其他后裔为始封君，而上承商汤的血统，不应当承继宋国断绝的侯位，应明令找到殷商后裔为止。如今推论追寻宋国的嫡系后裔，年代久远难以找到；即使能找到宋国的嫡系后裔，他们祖先的国家早已灭绝，也不应立为殷商之后。《礼记》记载孔子的言论说：‘孔丘是殷人的后代。’以前的老师都是这样传授的，应该以孔子的子孙承继商汤的后嗣。”皇上认为匡衡说的不符合经义，就把他的奏书留在宫中没有下发。到成帝时，梅福又上书说应该封孔子的后代来承继商汤的祭祀。绥和元年，立二王的后裔为诸侯王，推论追寻古代文字记载的踪迹，拿《左传》、《谷梁传》、《世本》、《礼记》相互验明，于是下诏封孔子的后代为殷绍嘉公。语在《成帝纪》。这时，梅福住在家中，经常以读书、修身养性作为自己的工作。

至元始中，王莽颛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传以为仙。其后，人有见福于会稽者，变名姓，为吴市门卒云。
到元始年间，王莽专政，梅福在一天早晨抛弃妻子儿女，去了九江，到现在传说他成了神仙。在那之后，有人在会稽郡看见过他，改名换姓，在吴县做市门卒。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师事同县吴章，章治《尚书经》为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号安汉公。以平帝为成帝后，不得顾私亲，帝母及外家卫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师。莽长子宇，非莽隔绝卫氏，恐帝长大后见怨。宇与吴章谋，夜以血涂莽门，若鬼神之戒，冀以惧莽。章欲因对其咎。事发觉，莽杀宇，诛灭卫氏，谋所联及，死者百余人。章坐要斩，磔尸东市门。初，章为当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余人，莽以为恶人党，皆当禁锢，不得仕宦。门人尽更名他师。敞时为大司徒掾，自劾吴章弟子，收抱章尸归，棺敛葬之，京师称焉。车骑将军王舜高其志节，比之栾布，表奏以为掾，荐为中郎谏大夫。莽篡位，王舜为太师，复荐敞可辅职。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为鲁郡大尹。更始时，安车征敞为御史大夫，复病免去，卒于家。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拜同县人吴章为老师，吴章研究《尚书经》为博士。平帝从中山王即皇帝位，年纪幼小，王莽把持朝政，白号安汉公。以平帝作为成帝的后嗣，平帝不能再照顾自己的亲人，他母亲及外祖父母家、舅家卫氏都留在中山国，不能到京师长安。王莽的长子王字，责备王莽隔绝卫氏，担心平帝长大以后怨恨。王宇和吴章密谋，深夜把血涂在王莽的府门上，伪装成鬼神警告的样子，企图以此使王莽惊惧。吴章打算乘机在对策时指出王莽的过失。事情被发觉后，王莽杀死儿子王宇，诛灭卫氏，参与谋议的人都受到连坐，被处死了一百多人。吴章被处以腰斩，在束市门分尸。当初，吴章为当世名儒，教授《尚书》特别有名，弟子多达千余人，王莽把他们看作恶人集团，都定罪禁锢，不准做官。于是，吴章的门徒全都另拜他人为师，讳言自己是吴章的弟子。云敞当时任大司徒掾，自己承认是吴章的弟子，收抱吴章的尸体而归，置办棺材入殓安葬，京师中的人都称赞他。车骑将军王舜钦佩他的志气节操，将他比为乐布，上表奏请皇帝批准让云敞作自己的属吏，后又荐举他为中郎谏大夫。王莽篡位后，王舜任太师，又举荐云敞可以担任辅弼官职。云敞称病免官。唐林说云敞可以主管郡的政事，王莽提拔他为鲁郡大尹。更始时，朝廷用安车征召云敞任御史大夫，又称病辞官，后来死在家中。

赞曰：“昔仲尼称不得中行，则思狂狷。观杨王孙之志，贤于秦始皇远矣。世称朱云多过其实，故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胡建临敌敢断，武昭于外。斩伐奸隙，军旅不队。梅福之辞，合于《大雅》，虽无老成，尚有典刑；殷监不远，夏后所闻。遂从所好，全性市门。云敞之义，著于吴章，为仁由己，再入大府，清则濯缨，何远之有？
赞日：从前孔子说如果不能得遇中庸之人和他论道，就思谋进取而有所不为。观看杨王孙的志向，远远胜过秦始皇。世人称颂朱云多言过其实，所以《论语》上说：“大概有不知道情况而随便述作的人，我孔子没有这种行为。”胡建临敌敢于决断，勇武显明于外。斩杀奸邪，使军队不惰怠。梅福的言辞，合乎《诗经。大雅。荡》的诗意，如今虽然没有那种人，但还有原来的法典可以查考使用；殷代的鉴戒并不远，夏桀的败亡可以听到。梅福终于按照自己的爱好，保全性情于吴县市门。云敞的节义，从收葬吴章显现出来，自己去做仁义之事，初为大司徒掾，后又再为车骑将军掾，遇治则出仕，遇乱则隐居，他的这种做法距离《楚辞。渔心》之歌的意义不是很近了吗？